文学语言就是索绪尔语言体系的言语，是诗人、作家根据某个民族的语言规则所写下的“话”，这些“话”联成一片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文学文本。虽然每个诗人作家的语言是不同的，具有个性的，但如果把诗人、作家写在文本中的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相比，我们立刻就会发现文学语言的共同特色或特性。
（一）文学语言及其特性
首先我们还是要来讨论文学语言对于文学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因为传统的语言观和现代的语言观对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学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语言论转向”，认为语言就是文学的本体，甚至认为“不是人说话，是话说人”。我们要结合文学语言在作品中的地位来讨论一下“语言论转向”有没有道理。
1.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功能
从古典到现代，人们都非常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但他们对语言在文学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具有什么功能的看法是各异其趣的。中外古典文论所持的是“载体”说，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的和情感的内容，内容有“优先权”，形式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文论则持“本体”说，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文学就是语言的建构，语言是文学存在的家园。古代文论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学语言观就这样分道扬镳。
那么文学语言观念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20世纪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西方，19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理性制约一切，所以理性作为文学的内容也自然处于“统治”地位，语言只被看成是传达理性内容的工具。20世纪初叶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发生，人的生存境遇恶化，人性的残缺化越来越严重，人们觉得过去崇拜的理性不灵了，反理性的思潮应运而生。这就导致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人们不再追问语言背后的理性，而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语言不是单纯的媒介、手段、载体，它是存在本身。人是语言的动物。王一川教授还告诉我们：“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物质生产的发展。语言从次要的工具一跃而拥有中心权力，并非偶然。这里起最终作用的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导致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飞跃，从而是语言的重要性的大大增强。最初的口头语言和手写语言传达能力有限，信息相对封闭，适应于集权意识形态，这是受原始、奴隶和封建时代的物质生产水平制约的。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印刷术得以普及和发展，这就使语言可以成批印刷和传播，让更多的人去接触、使用，从而令语言的作用发生改变并大大增强。例如，《圣经》一向以手抄本传世，握有它的少数人便握有万能的阐释权力。但当印刷术普及和发展，《圣经》可以大量复制了，普通人也可能拥有它，从而可能打破少数人对阐释权力的集权垄断。正是这一物质基础与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16世纪路德新教革命。这也可以看作由手抄本‘语言’到印刷本‘语言’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革命。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不仅印刷术持续发展，而且无线电通讯、摄影和电影也相继发明和发展，这就极大地拓展了语言表达方式，从而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影响。……这里的语言显然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工具’，而直接参与、构成人们的新的存在方式本身。”[1]王一川从媒介的变化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语言论转向”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