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可谓是栉风沐雨。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文本在北京签订和换文生效之后，香港过渡期宣告开始。进入过渡期后，香港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香港“九七”回归乃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百多年来香港最大的一次政治变革，不能不在香港社会和全球范围引起巨大震动。一时间，“九七”成为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各界热切关注的焦点。文学虽不似政治那样也进入了严格以“九七”为界限的“文学过渡期”，但“九七”对香港文学发展的影响，其深刻程度和深远意义不可低估。它不仅使香港文学在今后发展中重新整合在自己的母体中国文学的发展之中，而且使本时期文学，在整体样貌、潮流走向和社团发展等方面都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因此，本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成就当属“九七”题材作品的大量涌现。
最先敏锐感应“九七”问题，并直接切入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这一要旨的，是由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大学生报》和中大文社于1984年5月4日联合举办的题为《九七的启示——中国·香港文学的出路》的座谈。如吴萱人在《近乡情却怯》中说：“香港文学的创作路线，一定要介入中国的命运，一定要喊出中国的未来，一定要赴汤蹈火，然后才有机会飞出火凤凰。没有疏离于中国的香港文学可以独立存在。”[2]颇具代表性地道出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密切关系。最初的作品以反映“九七”回归提出之后社会不同阶层的反响和心态为主，充分体现了文学作为社会“感应的神经”和“攻防的手足”的效用，表现出香港作家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被重新激发起来的政治热情。诗人陈德锦隐隐传递出期待回归后的香港仍保持繁荣的心态，希望“一只安稳的渡轮/船程虽短，总可以静坐一角”（《乘一〇一号巴士过海底隧道》）；梦如则着眼于香港的未来发展，乐于看到“踟蹰于维多利亚港的/那枚落日/何时一个筋头栽入/历史/”，期待着东方的太阳“忙于铸造/明晃晃的金圆”（《在维多利亚港观日出》）。在小说家笔下，对于港人的回归心态有着更形象具体的揭示。从1983年开始，就有刘以鬯的《一九九七》、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太平门内外》、陶然的《天平》、叶娓娜的《长廊》、白洛的《福地》、陈浩泉的《香港九七》、巴桐的《雾》等先后问世。这些作品不仅表达了对香港前途和命运的强烈关注，而且展示了当今香港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情感与心态，就像一面面镜子，折射出过渡期的香港社会真相，又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