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新人类”在台湾文坛的浮现
20世纪90年代台湾“新新人类”作家群的登场，意味着台湾文学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谓“新新人类”，指60年代中叶以后，以及70年代出生的一代。他们被认为是“富庶族群”“乐观族群”“消费族群”“感性族群”。这群活跃于90年代的年轻小说家大多成熟于“解严”之后，无疑，政治的“解严”也带来了美学的解构，传统小说形式、语体被打破。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下的死亡、流血、爱欲、逆伦、噩梦、忧郁、反叛、生命的奥秘、青春的愤怒、文化自我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对立，他们均无所避讳，大胆展露。
这些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声色迷离的世界，思考、心理状态已然瘫痪，主导一切的是肉体直觉的冲动，光影、气味在视觉上、嗅觉上的刺激”[1]，呈现出一派“世纪末”景象。如张国立《LOVE百分之百》写年轻的电脑博士把生理需要交给妓女，把爱情理想交给电脑，试图让电脑为自己设计出一个百分之百满意的爱情对象和模式，然而人的感情的丰富性却不是电脑所能处理的，最终只能使电脑烧毁；邱妙津的《水瓮里的红蝎》写女主角被人强暴却又需要强暴来平衡心理，这样一种情欲已不仅是情欲本身，而是一种生存状态；吴淡如小说《整人游戏》中“优秀”的女大学生为了免使爱情疲乏因而随意轻松地拿自己的肉体去玩“整人游戏”，从而制造新的刺激。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更为年轻的一代小说家的性别书写则是在女性生存境遇的低回惋叹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张扬中，否决、颠覆男性。如郝誉翔的《洗》、章缘《更衣室的女人》、严曼丽的《人耦》等可为代表。在诗歌方面，许悔之、杜十三、夏宇的创作相当活跃；戏剧方面则有鸿鸿。总之这些不论是基于思想，抑或是身体反应的各类书写，均揭示了声华灿烂的物质新象背后的惶惑、暗淡。因此若将90年代的台湾文学聚焦起来看，并以“新新人类”作为主要观察对象的话，那么其总体特征“一言以蔽之是‘百无禁忌’”[2]。此外，“新新人类”创作的同质性太高也使人感到忧虑，这是其尚待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