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经历“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重大挫折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进入调整时期，文艺政策也相应有所调整，特别是在几次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有关领导人作了一些比较开明的讲话，相对前一时期又形成相对宽松的创作局面。在“反右”运动中遭遇重创的知识分子“干预现实”的**又开始“死灰复燃”。但直面现实的作品却极少，更多的作家选择了借古喻今和借古讽今的方式，历史题材成了文学抒发现实关怀的主要场地。6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它们以1961年春天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为发端，相继有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顾母绝食》《鲁亮侪摘印》、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陈翔鹤的《广陵散》、徐懋庸的《鸡肋》、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李束为的《海瑞之死》等。这股短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潮流一直持续到1963年的春天，数量达四五十篇之多。这批小说多出自老作家之手，比起“百花”时期直接揭露社会矛盾的那批青年作家，老作家们显然更多地采用象征、影射等手法，以曲笔来表达情感。
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是创作主体与历史对话的原则。但这种对话不能**裸地把历史事件直接写成现实的政治斗争。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批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尚能妥帖把握这一对话原则。文本中的历史事件固然有其现实影射意味，但现实的影射不等于政治影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象征，[13]借历史事件来传达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情怀和忧患意识。例如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写诗人杜甫经历“安史之乱”后回家的情景，一路上诗人眼见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不禁感慨悲叹。作者显然借此传达对经历“大跃进”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严峻的社会现实隐忧，曲折地表达人民的呼声。对底层民间疾苦的关注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写老年贫病交加的杜甫携家人流落湘江岸边，与贫苦的渔人、下层义士相濡以沫，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忧患民生多艰的同时也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照底层民众反思自我的思想倾向。杜甫从底层民众身上“看到许多过去还没有人道过的新的内容”，“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好像白头发里又生出了黑发”，“觉得自己爱人民的心远远赶不上渔夫们爱他那样的朴素、真诚而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