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长篇小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由于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的原因，长篇小说的创作大受鼓励，许多重要的作家拟订了宏伟的长篇创作计划，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由于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本质反映的“反映论”的盛行，许多作家都兴致勃勃地要用长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记录下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梁斌创作《红旗谱》便是为了“深刻地反映中国的革命斗争生活”[1]；吴强对《红日》的写作也有如此表白：“我不是写了战史，却又写了战史……”[2]李六如创作《六十年的变迁》的动机则是：“将这时代的政治、社会演变，各种矛盾，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前仆后继的斗争过程，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描述一个轮廓”[3]；欧阳山创作《一代风流》，更是抱着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这一勃勃雄心[4]……这种“史诗”情结，催生出了众多多卷本长篇小说——普通篇幅的长篇小说越来越无法承担作家们的如此“雄心壮志”，长篇小说只好越写越长：《红旗谱》《苦菜花》有“三部曲”；《青春之歌》最后也成了“三部曲”，《一代风流》共有五卷之多；《大波》亦是四部；《六十年的变迁》与《创业史》命运相似，因为“**”，计划中的三卷最终只完成两卷多一点；《上海的早晨》是四部，前两部在“**”前出版，后两部则直等到“**”后才出齐；一直到后来的《李自成》，从50年代至90年代末，前后共写作五卷，计326万字……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时期涌现过如此众多的“巨型小说”，也没有哪个时期，作家们竟如此不约而同地对超长篇幅写作产生浓厚的兴趣。
不过，尽管以篇幅来达到“史诗”效果是这一时期众多作家的共同追求，但成功的并不多，绝大多数“多卷本”都是越往后写，越难以为继，以致不少作品都只好草草收场，而更有一些似乎根本就无力结束。《红旗谱》“三部曲”除了第一部公认较为成功，另两部则由于人物性格缺少发展空间（主要人物性格在第一部中便已基本完成）而显得沉闷；《一代风流》后几部的反响也显然大不如第一部《三家巷》；《创业史》产生广泛影响的是第一部；《李自成》更是一部比一部差。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史诗式”写作，由于作家史诗意识（体现为对历史、现实的主体独立思考与批判意识）的贫弱与匮乏，也由于现实不可能给他们提供真正史诗意识生长的空间，更由于文化、政治环境决定了这不可能是一个产生史诗的时代，因而，依靠篇幅来支撑的“史诗”，最终只能是徒有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