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五四以降，个性自由与批判性一度被视为散文精神的两个主要方面。当郁达夫指出五四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1]的时候，审美主体性是人们强调的重心；当20世纪30年代杂文占据散文创作主流的时候，“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又成为该文体的重要标志。此后随着社会形势与文化思潮的日益复杂，散文的审美追求不断分化，趋于多元，其文体范围也不断扩大。在解放区，纪实性的通讯、报告占有重要位置，而其演化趋势是由艺术个性向政治功利性转移。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散文概念的理解及使用、该文体下属门类的更替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体精神与发展轨迹。
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可以1957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报告文学及其他纪实性散文占据主导地位，对题材的推崇与追逐成为创作的重心。在1949—1962年，出现了两次散文创作的所谓“**”。第一次“**”发生在1956—1957年，即人们常说的“百花”时期。这时期出现的一批作品，试图回归五四散文随笔的审美个性意识，而“干预生活”的特写类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现代散文的批判性传统；第二次“**”发生在1961—1962年，正值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时期”，文学界调整的中心是改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上倡导有限度的多样性和个性化。抒情散文及杂文创作都表现出新的面貌，以至于1961年被人们称作“散文年”。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理论界围绕着散文的艺术特征掀起了一场大讨论：讨论了散文文体的“含义”、特征、重要性、诗意、风格和传统等。所谓散文是“文学的轻骑队”，以及“形散神不散”等审美观念都是在这一时期被广泛接受并在写作中被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