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左联”时期的杂文新秀，“鲁迅风”杂文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曾与唐弢并称为“双璧”，名重一时。“百花”时期，徐懋庸重操杂文旧业。据徐懋庸自述，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在八版上又出现了杂文，我在汉口，读着读着，有一天忽然又发生了一个想头，现在的杂文，似乎我也可以写一点，于是寄了一篇去”[9]。这就是徐懋庸在1949年后以“弗先”为笔名所写的第一篇杂文《想到〈活捉〉》。此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徐懋庸把积压在胸中多年的一些感想陆续诉诸笔端，在京、津、沪以及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杂文。更以《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引起了有关杂文在当代命运的讨论。他认为，杂文应该在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民主的意义之一就是人民要求的多样性，因此杂文也应该多样性，可以歌颂光明，也可以揭露黑暗”，“杂文作家要养成对黑暗的敏感”。[10]
徐懋庸这一时期的杂文，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特权思想、不民主作风、不尊重科学的蛮干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如《批评和团结》《老实和聪明》《敌与友的关系》《同与异》《简单与复杂》《社会的爱护与自己的奋斗》《“思”和“随”》《英雄的意志和感情》等文，都是从社会人生的一系列矛盾现象中分析出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尤其是在《不要怕民主》和《不要怕不民主》这两篇杂文中，他针对一些人对民主所持的片面、狭隘的观点，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在《真理归于谁家》一文中，徐懋庸认为，任何个人，不管有产、无产，党员、非党员，前辈、后学，都不要事先肯定自己是真理的独占者，而要肯定每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可能，正确的态度是：服从真理，不管是谁发现的；修正错误，尽管是自己所犯的。只有经过百家争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分清是非真假，驱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阴影，从而使科学繁荣，真理成为人民大众的公器。通过《教条主义和心》一文，作者生动地刻画了“自以为阶级性强，原则性强，掌握大道理，反对小道理”的教条主义理论家的形象。文章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教条主义者被许多空洞的教条塞住了自己的心，因此，他们的心就不能感觉到别人的心的跳动，更不能体验到实际生活的意义。他们自己在玩弄教条中，也许感到抽鸦片似的昏昏沉沉的快乐，而想不到别人——尤其是青年们却被他们的教条熏得昏昏沉沉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