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生于北京。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应周恩来的召请，结束在美讲学，回国投身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了近20余部话剧，热忱地歌颂新时代新生活，但这些剧作的成就大都不高，值得一提的是《龙须沟》（1950），而《茶馆》（1957）则更是一个例外的成功。“**”开始后，因不堪迫害，投水自杀。
三幕话剧《龙须沟》通过一个大杂院四户人家在新旧社会不同生活的对比，描写了北京龙须沟一带劳动人民命运的巨大变化，是一曲新政府、新时代的颂歌。老舍非常熟悉北京下层人民的生活，又是一位特别善于刻画人物的小说家，他笔下的程疯子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于是之表现于舞台，成为现实主义的文学描写艺术和舞台表演艺术的一次成功结合。剧作家自己说：“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5]
在三幕话剧《茶馆》中，老舍以一个杰出小说家的写作个性突破了话剧艺术的传统结构，以驾驭语言、刻画人物的深湛功力扩大了话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边界”。相对于小说的写作而言，话剧写作尤其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这个“镣铐”就是受时空限制的舞台。传统的话剧为了征服舞台的极端有限性，总要创造一个整一的、集中的、极富冲突性的情节，通过这种情节塑造人物。《茶馆》基本上放弃了这一追求，其时间跨度自戊戌变法至抗战胜利长达半个世纪，戏中人物多达七八十个，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40多人。主要不是依靠集中、统一的戏剧结构，而是加大语言描绘的功能，使剧中大多数有名有姓的人物获得了鲜明的个性形象，其中像茶馆掌柜王利发、维新派实业家秦仲义（二爷）、茶馆常客常四爷这几个艺术形象不仅鲜明生动，而且具有相当丰富的性格内涵。考虑到舞台演出时间的有限长度，不难想象，这种话剧写作的新尝试，既是对话剧传统结构的突破，也向导演提出了难题，而这一难题又恰是对导演艺术革新的推动。没有焦菊隐那具有创新精神的现实主义导演艺术，《茶馆》只能停留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