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1949年海峡两岸国共分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在根本上决定了50年代两岸文学的总体风貌有着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紧张性，导致了国共两党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致力于把文学当作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如果说大陆的当代文学在体现文学的这一功能方面，只不过是30年代左翼文学和40年代延安文学的延续、深化和全面推广的话，那么50年代台湾文学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则是国民党败守台湾之后“反思”在大陆失败的结果，国民党当局认定在大陆时“全国文学艺术界一面倒反对政府”是造成河山易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制定《戒严时期出版物管理办法》，“禁绝三十年代文学”，加强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大力培植忠于“党国”的“笔队伍”，以当局的政治优势和各类丰厚的奖项、奖金，鼓励和刺激他们“在文艺战线上忠诚执行扫**和建设的任务”[1]，倡导“反共文学”。
当大陆在五六十年代发起一系列与文学相关的批判运动，以“统一思想”的时候，台湾则从1949年11月开始，大力提倡“反共文学”，这一文学运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左右结束，历时15年，它最初由国民党的文化官员任卓宣、张道藩等人出面倡导，到1955年蒋介石亲自发出号召。在这期间，为了推广“反共文学”，国民党当局分别在1950年、1953年和1955年发起或支持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和“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反共文学”的主要特点是：（1）“反共复国”的意识形态内容成为贯穿始终的基本主题；（2）在“反共”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对历史和现实生活进行歪曲；（3）主题先行和文学意识形态化导致严重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反共文学”的重要作品有诗作《常住峰的青春》（葛贤宁）、《革命，革命》（纪弦）；小说《荻村传》（陈纪滢）、《旋风》（姜贵）、《蓝与黑》（王蓝）、《涟漪表妹》（潘人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