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台湾文学的发展主要沿着四条路径行进，它们分别是：受到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反共文学”，摆脱了“反共文学”束缚的“思乡文学”，标举现代主义大旗的现代派文学，本省籍作家创作的乡土文学。
“反共文学”虽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大力支持，但它以强烈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将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使这种文学不久就变成了一种“说教”，不仅读者厌烦，就是那些有艺术追求的作者，也大不以为然。在这种情形下，一种与“反共复国”的政策不相违背因而能够获得当局的认可，同时又能脱离“反共文学”的束缚，书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并在艺术上有所发挥的文学——“思乡文学”就应运而生。“思乡文学”对大陆人、事、物的书写在当局看来似乎暗合了“反攻大陆”的政策，而对作者而言，则成了追忆、想象和重构自己大陆生活的最佳选择，这类作品中较出色者有张秀亚的散文集《三色堇》；谢冰莹的散文集《我的少年时代》《故乡》；林海音的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朱西宁的短篇小说集《铁浆》《破晓时分》《狼》；司马中原以《路客与刀客》为主的“乡野传闻”系列以及段彩华的短篇小说集《花雕宴》等，这些作品，或怀人，或忆往，或写乡间趣闻，或写民俗传奇，或抒**漫情思，或表现离愁别绪，基本上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映了一种在当时相当典型而又普遍的社会心理——思念大陆故土，心中充满乡愁。
出于对国民党当局倡导“反共文学”的冷淡，也是出于对国民党当局高压政治的回避，50年代初许多台湾作家（以诗人为主）开始把目光投向注重个人内在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这一时期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承续了大陆3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余绪的同时，也从西方文学中获得了直接的资源。1953年2月，纪弦（30年代在大陆时以“路易士”为笔名写现代诗）创办《现代诗》，揭开了这一时期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一幕。1956年1月，纪弦在台北召开了现代诗人第一届年会，宣告了“现代派”的诞生。而在此之前，1954年3月，由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等人发起的“蓝星诗社”宣告成立；10月，以洛夫、张默和痖弦为核心的“创世纪诗社”也宣告诞生。一刊（《现代诗》）两社（蓝星、创世纪）在50年代初台湾文坛的出现，意味着在台湾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崛起。1956年9月，由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在台北创刊，1960年3月，由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的《现代文学》也在台北创刊，这两个刊物的出现对推广和“普及”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倘使说50年代初“一刊两社”的出现宣告了台湾现代主义的来临的话，那么《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特别是后者）的出现，则意味着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到来。在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大潮中，涌现出一批出色的作家，如纪弦、痖弦、洛夫、余光中等，代表性的作品则有《无人岛》（纪弦）、《痖弦诗抄》（痖弦）、《石室之死亡》（洛夫）、《钟乳石》和《莲的联想》（余光中）等，而以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家群”，也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虽然他们的成熟作品主要不是产生在这个时期，但他们的出现，已经显露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这批中坚力量的熠熠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