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和政体结构，以及都市的高速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得1949—1962年的香港文学，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态势：具有右翼色彩或左翼色彩的现实主义创作、充满前卫精神的现代主义文学以及符合市民阅读需求的通俗文学，在这一时期均以各自的方式和形态有较为显著的发展。在这种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大陆南来作家以其原有的文学积累在香港获得了文学上“再出发”的契机，而一批香港本土作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崛起。在“冷战”的世界政治格局以及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紧张的状况下，1949—1962年间的香港文学，却因着香港地区的特殊性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中区别于海峡两岸充满“紧张性”的文学的一个“弹性空间”，它的多元共存的文学形态，正表明了它的包容性和从容性。
以美国的经济资助为生存前提的具有右翼色彩的文学创作，即那些以亚洲基金会支持的文化机构和报刊为阵地的文学创作。美国支持亚洲基金会的目的，是要“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南下”，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当时活跃在香港文化界的人人出版社、友联出版社、亚洲出版社，以及它们出版的《人人文学》《中国学生周报》《祖国》《儿童乐园》《大学生活》等报刊，发表了大量具有右翼色彩的作品，张爱玲的《赤地之恋》《秧歌》，端木青的《阿巴哈哈尔旗草原》，余念石的《归来》等，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这些作品虽然题材不同，写法各异，艺术水准也高下参差，但对“红祸”的恐惧、仇视和抨击，却不约而同。
具有左翼色彩的文学创作，是指那些在政治上倾向大陆，在创作上奉现实主义为艺术圭臬，主要以大陆支持的文化出版阵地为发表园地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在香港具有大陆背景的出版机构主要有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报刊则主要有《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青年乐园》《小朋友》《良友杂志》《文艺世纪》《海光文艺》《伴侣》等。这些左翼作品，或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内幕（如宋乔的《侍卫官杂记》、唐人的《金陵春梦》等），或歌颂新中国的崭新风貌（如曹聚仁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人事新语》等），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领域，对右翼文学起到了反击的作用，同时也延续、推广了左翼文学的传统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