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迁台之初，由仇共恐共的情结所驱使，在实施“戒严”“整肃”的同时，建立以军中演剧队为主体的官方演剧体制和以张道藩为主任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以强权逼迫和重金引诱两手推行“战斗文艺”。那些“反共抗俄戏剧”，如《鬼世界》《新地主》《光与黑的边缘》等，适应“反攻复国”的政治需要，生编硬造、千篇一律，“无真情也无真相，即便作为宣传品来看，也是极其拙劣可笑”[7]。到50年代后半期，“所有的剧团大多陷入解体的状态，一二个想撑下去的剧团虽然演一些低级趣味的内容吸引观众，终于也到强弩之末”，“直到1960年，李曼瑰女士归国后，大力倡导‘小剧场运动’，台湾的话剧才从奄奄一息中挣扎着站起来，走向另一个阶段”[8]。
李曼瑰（1907—1975），原名满桂，广东台山人。30年代曾赴美学习戏剧，在美创作的英文剧The Grand Garden（《大观园》，1936）曾获美国霍柏伍德奖。1949年赴台后，先后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国文化大学等校，热心戏剧运动，被称为“戏剧导师”。50年代中期，台湾戏剧界喊出了“恢复重庆精神”的口号，李曼瑰多方奔走，促成成立“中央话剧运动辅导委员会”，并发起“新世界剧运”，至1957年6月“新世界剧运”共上演戏剧17部。当时就有人以《一年来话剧运动》为题评说“前九个话剧……除《万丈光芒》《儿心关不住》外，无一是配合当时反共剧运的创作”[9]，台湾戏剧由此开始向“多元化”转变。
1960年李曼瑰借鉴欧美小剧场的经验，组建“三一戏剧艺术研究会”“小剧场运动推行委员会”，次年发起“台北话剧欣赏委员会”，在台湾每年举行话剧公演和颁发各种演出奖，以一种“在小型剧场里演出有严肃艺术企图的剧本的演出方式”来应对当时低迷的戏剧环境，振兴台湾剧运，振兴易卜生以降的写实主义传统。在李曼瑰为推进台湾前期小剧场运动而借助官方或带有官方色彩的外壳内，更为实质的是：在官方色彩掩护下，她所苦心经营的台湾剧运得以悄然反拨，越来越从官方走向民间，从官办走向民办，从单一走向多元，戏剧演出越来越偏离台湾官方话语，终于酿成80年代充满反叛性的生机勃勃的小剧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