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期间，鲁迅似乎得到了生前所没有过的最高评价，然而受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在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鲁迅文学精神相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的线索，追求自由、民主、科学，反抗权威，批判国民性的启蒙者的鲁迅形象因现实政治需要长期被遮蔽。
鲁迅逝世以后，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依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次称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0]。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在当时树立了一个基于战争所需要的民族主义的崇高道德形象，同时将鲁迅英雄化和革命化了。
与《新民主主义论》相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的阐释却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毛泽东一方面明确表示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能再使用鲁迅那样的杂文笔法，否则就会成为革命所不欢迎的人；一方面却又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作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1]在延安整风的背景中，鲁迅的形象由《新民主主义论》中“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形象转变为在人民大众面前俯首帖耳的“牛”，新文化的方向也由“鲁迅的方向”明确置换为“工农兵方向”了。这种阐释的迥异体现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也开始了对鲁迅改造的文化工程。从此，对鲁迅的政治宣扬与对鲁迅启蒙思想、批判思想和怀疑精神的淡化、消解同时并存。鲁迅丰富深刻的内涵被抽空，简化为一些教条和要义。启蒙精神与“杂文”长时间地消失，对民众的启蒙被置换成对工农兵的无限崇拜，国民性被置换成阶级性，现实战斗精神被置换成路线斗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鲁迅一直如臧克家的诗歌《有的人》所歌颂的那样，被作为共产主义战士、孺子牛的形象广为宣传。而鲁迅“早期思想”尤其是他的个性主义、改造国民性主题则被视作应予否定的思想局限性，片面强调其后期由所谓“小资产阶级立场”向无产阶级立场转变的重大意义。在这样的阐释中，鲁迅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被遮蔽，鲁迅渐渐成为一个抽象的思想和文化偶像。鲁迅及其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种国家资源，被纳入体制之中进行规范化的出版与阐释。对鲁迅作品的整理、出版、研究被纳入政治渠道，在公开出版前组织审查，统一注释。出于政治需要，鲁迅的相关书信被删，有关注释也经过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