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以后，诗歌的主要形式是政治抒情诗和叙事诗，前者往往从配合阶级斗争的理念出发，抒发革命豪情，后者主要通过农村、工厂等各种斗争事件的讲述，告诫人们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严峻性。可以说，那些在主题上不能配合阶级斗争，风格上柔美、细腻的诗歌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为了抒发“反帝反修”“继续革命”的豪情，诗歌创作特别注重政治意蕴的开掘，而缺乏基本的审美意味，对政治形势的图解与想象已经取代了对真实生活和情感的体验。1963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诗歌朗诵活动，先后有“古巴诗歌朗诵会”“向雷锋学习诗歌朗诵会”“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生七十周年诗歌朗诵会”“支持黑人斗争诗歌朗诵会”，这些诗歌朗诵会积极配合和推动政治运动，很多诗人、剧院、剧团、电台等参与其中。那些经过政治改造的，叙事色彩浓厚、通俗易懂的新民歌、说唱诗、故事诗得到《诗刊》及许多刊物的倡导，很多诗人自觉地运用这种方式进行写作。
郭小川虽饱受政治教条主义的制约，其诗歌《望星空》等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使他的战斗品格和革命**再次释放出来。他以强劲有力的声音鼓吹阶级斗争的政治抒情诗在当时影响较大。一方面试图突破教条；一方面又通过饱含阶级斗争理念的诗歌和报告文学的写作参与构建这种教条，这一冲突成为郭小川这时期创作中最突出的矛盾现象。例如他创作于1963年的《青松歌》里处处都闪着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每片松林哟/都是武库/每座山头哟/都是碉堡。”而在《战台风》一诗中，作者急切而生硬地将自然场景作某种阶级斗争场景的类比：“大雨哗哗/犹如千百个地主老爷/一齐挥皮鞭；雷电闪闪/犹如千百个衙役腿子/一齐抖锁链。”而写于1964年的长诗《昆仑行》，用尽**的文字歌颂毛泽东，“每当晴明的晌午/我常凝望中南海上的蓝天/我们的毛主席啊/或许刚把大事理完/恰好站在这片蓝天下/把中国看遍/毛主席的眼呀/照亮了人间/而我的全身呢/也因之红光闪闪”。1964年5月发表的《他们下山开会去了》，则较早涉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诗人这样来形容毛泽东著作的巨大作用：“世间再也没有别的珍宝/比他的价值更为高昂/生活和战斗/无不在它里面闪亮/过去和未来/无不在它里面包藏/理想和现实/无不在它里面放光/红花和绿果/无不在它里面喷香……”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将具体的人和事提升为一种绝对意义的精神现象来歌颂，融时事性、政论性于一体，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诗人将雷锋看成一个永恒的革命的象征，使之成为阶级斗争精神的有力注脚。将对英雄的歌颂与对领袖的歌颂融为一体，并在其中阐释时代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哲学。虽然现在看来很多联想相当生硬，然而在当时却是很“自然”的：“雷锋呵/你虽然不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战斗冲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你却是真正的/勇士呵——/你永远在/高举红旗/向前进攻……/让我们说/‘我爱雷锋……’/这就是说：‘我要/永远革命！’”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以其特有的革命**，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到特殊作用。这期间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歌创作，经常运用新辞赋体和新楼梯体，追求一种气象宏阔的效果，饱含政治乌托邦的情愫，便于朗诵，具有一种演说的鼓动性。有时，则刻意从小的事件中牵强附会地引申出无限的时代政治主题。这一时期这两种诗体相当盛行，很多诗作表面上气魄宏大，实质上却只是无限制地复制政治话语的庞然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