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年底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之后，全国范围内突击抓查“反党小说”，使得小说家们对此前最能代表意识形态正确性的革命历史题材也轻易不敢涉足，小说创作与调整时期相比明显衰退。紧接着“大连会议”被全面否定，“中间人物论”受到围攻，赵树理等曾长期被作为榜样的作家遭到批判。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新的更激进的如金敬迈、浩然被广泛推崇。作家的写作风格与可表现的主题已明显单一，曾经活跃一时的短篇小说停滞不前，无法面对和把握急速变化的现实生活，它的地位与功能实际上已被大量出现的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速写与故事所代替。长篇小说也迅速走下坡路。人物形象塑造的脸谱化倾向更为严重，作品中的“新人”身上越来越多地笼罩着“**”政治色彩。“**”前夕的小说更多地取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部队的斗争生活，自觉地塑造“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并通过塑造这种英雄形象来实现现实政治导向的功效。
为了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作家协会于1963年成立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文艺为农村阶级斗争服务、文艺表现农村阶级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得到加强。为表现农村的新人新风和阶级斗争，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生活素材被以阶级斗争的视角重新剪裁处理，蕴涵了大量政治非理性因素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也因阶级斗争的需要重新在小说创作中被大加歌颂。陈登科的《风雷》正由于契合了“四清”工作中极“左”的观点，在1964年被“四清”工作队员视为“干部必读”的小说，而颇具工作指南的意味。另外，如白危的《垦荒曲》、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等小说都积极地反映了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写作者们往往精心虚构阶级敌人处心积虑的阴谋活动，力求写出斗争的复杂性，反映所谓“生活本质”。在这些小说当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则是浩然的《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