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3年到“**”开始，“阶级斗争”与“反修防修”是戏剧、电影的中心主题。不过电影比话剧慢了一步，故有《红日》（1963）、《早春二月》（1963）、《舞台姐妹》（1965）等较好作品的问世，也正因为如此，这几部电影首先被点名批判，祭了“**”的大旗。相比之下，戏剧在当时走在宣扬“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最前线。1963年，大陆同时有15家话剧团体编演了话剧《雷锋》（其中有四家剧名各异，如《红色的雷锋》《向雷锋同志学习》等），因为此剧的核心精神——崇拜领袖、迷信“斗争”、把个人的一切精神与物质的要求压缩到最微不足道的范围内，非常契合“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政治要求。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政治教育剧”。写农村的，强调维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集体，防止权力落到“阶级敌人”（地主、富农）或“错误路线”（修正主义）的手上，如扬剧《夺印》（王鸿）、话剧《丰收之后》（蓝澄）、《箭杆河边》（刘厚明）、《青松岭》（张仲明）等。写城市的，力图表现“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尤其是年青一代的“腐蚀”，把普通人的正当需求与生活欲望也斥为“堕落”，如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丛深）、《年青的一代》（陈耘、章力挥、徐景贤）、《激流勇进》（胡万春）等。写部队的，如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漠雁、吕兴臣）则提出不能叫“资产阶级香风”吹得军队变质这样的尖锐问题。这类“政治教育剧”既是“**”前夕高度“政治化”“非人化”的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它们本身也以艺术的方式参与了推进“政治化”“非人化”的过程，从而为“**”做着思想和舆论的准备。这种戏剧在艺术上各有高低、精粗的差别，政治说教的“浓度”也各有不同，但它们依靠权力的支撑，制造一轮轮的“轰动”效应，形成一种“逼人”的气势。不仅同一题材、同一主题的戏由各家剧院争相编演，而且一出戏一旦“打响”，立刻被众多院团模仿、移植。《夺印》一出，处处《夺印》。《年青的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几乎演遍全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年甚至排演了四组《千万不要忘记》，每组每天演出两场，场场爆满。“政治教育剧”创造了话剧演出的空前盛况，但“**”开始之后，话剧艺术本身便遭到了“政治教育剧”所参与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扼杀，因为“**”所需要的是更适于推行文化专制的京剧“样板戏”。“政治教育剧”也为1963年以后的电影提供了主要的素材，当时“轰动”的剧目大多有一个电影版本，如《雷锋》《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