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也导致了文学面貌的某种变化。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一些刊物逐渐得以复刊，文学创作则开始按照全面确立的“**”文学创作规范进行实践。这种以“样板戏”为榜样，完全按照“**”文学创作规范进行创作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时期的“显流文学”。与这种“显流文学”相对应，还有一种与“**”文学创作规范相疏离甚至对立的文学生产，它们一般采用隐蔽的方式进行创作和流通，我们将这种文学称为“**”时期的“潜流文学”。“显流文学”当然是当时的“主流文学”。比较起来，“潜流文学”只能是一脉支流。不过，值得强调的是，“**”时期的“潜流文学”创作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与“**”文学创作规范相疏离甚至对立，但大部分作品又总有某些创作倾向与“**”文学创作规范相吻合或者深受其影响。相对而言，较多地疏离和对峙于“**”文学创作规范的“潜流文学”创作，在诗歌和散文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1972年2月，署名为“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的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出版，被称为“样板戏”之外严格按照“**”文学创作规范生产出来的“小说样板”。这里的“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虹南作战史》的创作正是按照“**”时期“写作组”的一般操作规程进行的。当时出版的这部小说的后记说：“《虹南作战史》写作组是以贫下中农土记者为主体的写作组，在写作组里，实行了土记者和农村基层干部相结合、业余和专业相结合。”从“写作组”成立开始，“经过将近一年时间，写了四稿，近两百万字后，印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其后，又广泛听取了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意见，再进行了一次修改，改成现在出版的《虹南作战史》”。[4]这部长篇小说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受到《人民日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等大报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丽画卷和进行路线斗争的“极好教材”。与《虹南作战史》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作者署名为“南哨”的长篇小说《牛田洋》。“南哨”是当时广州军区组织的一个“写作组”。小说原是要表现以林彪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可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经过一番修改，1972年正式出版的小说由歌颂林彪一变而为批判林彪。应该看到，这种政治标签的变化只是表层的。小说的这种修改并没有背离“**”文学创作规范的主旨。相反，这种修改往往是进一步强化了“**”文学创作规范。1972年出版的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除了以上两部外，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一部、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郑加真的《江畔朝阳》、周良思的《飞雪迎春》、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第一部。此类长篇小说，1973年有郭先红的《征途》、石文驹的《战地红缨》、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第二部、刘彦林的《东风浩**》；1974年有李良杰、俞云泉的《较量》，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二部及《西沙儿女》，克非的《春潮急》，毕方、钟涛的《千重浪》；1975年有郭澄清的《大刀记》、张抗抗的《分界线》、谌容的《万年青》；1976年有胡尹强的《前夕》、卢群的《我们这一代》、黎汝清的《万山红遍》、王润滋的《使命》、郑万隆的《响水湾》、浩然的《百花川》。在诗歌方面，1974年发表的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以及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1974年选集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都曾轰动一时，称誉极高。以上作品虽然很多都是个人署名，但往往都是多方征询意见，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它们是严格按照“**”文学创作规范生产出来的典型的“主流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