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的最初提法，是1964年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提出的“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是“首要的任务”。1966年出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将“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称为“工农兵的英雄人物”。1969年第11期《红旗》杂志刊登了经姚文元改定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从此，“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定称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
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由开创所谓“无产阶级新文艺”之激进的文化构想所决定的。1963年引燃1964年蔚为大观的所谓“京剧革命”，开始全面实施这种激进的文化构想和文化战略，到1970年左右，“样板戏”中塑造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经过反复修改和精细打磨，总结出了一套固定的创作规范，从而极大地影响了1971年至1978年“主流文学”的创作。不管“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经过了怎样的权力利用，但对“**”文学创作规范的严格遵循却是一以贯之的。事实上，1976年10月江青一伙被捕以后，一直到1978年，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依然是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只不过这时候的很多“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一改过去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标签，又变成了反抗所谓“四人帮”的闯将。从1963年至1978年，“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被提到最重要的位置，“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现象，对它的认识和评价是这一段文学史不应绕过去的命题。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特征之一是在形体上高大英武，在精神状态上对阶级斗争动向敏锐警惕、正气凛然、斗志昂扬。如叙事诗《团结胜利曲》写1967年所谓“一月风暴”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黄松：“火红的战旗/红光里/挟着闪，裹着电/一只只袖标/金字中/甩惊雷，卷风涛//风雷电闪中，黄松多英豪/身强似铁塔/浓眉似剑削/炯炯的目光呵/威慑敌胆震魔妖”[16]。为了在形体上和精神气质上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描写得不同凡响，有时要进行神化修辞，如《使命》中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杨青志的描写：“呵，他脸上的神色是那样激动，那样的庄重。从他那双深沉的眼睛里射出的两道明亮的光，仿佛能射透茫茫夜幕，看到千里万里之外……”再如《创业》中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周铁杉的描写：“磨盘那样大的殷红的落日，挂在地平线上，从远处看去，正好与井架叠在一起，像是落在钻台上。井架和人影都成了暗红色，人也似钢铁铸成的一般。身负重伤的周铁杉像是站在巨大的红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