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话剧在现实主义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前者不仅表现于对客观生活的真实描写，而且走向了对内在心灵的深入揭示。话剧新形式的探索，不仅是形式发展本身的要求，而且是真实地揭示人的内在心灵这个现实主义新课题的要求。在具有深刻现实主义内容的作品中，往往同时创造了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和舞台表现形式；在探索新形式的作品中，也往往会具有现实主义的深刻内容。这是新时期话剧的可贵特征。
《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编剧，1979）和《WM（我们）》（王培公编剧，1985）因其对现实“问题”的真实揭示与对青年人精神状态的艺术反映走在前面，引起了超越话剧艺术本身的极大争论，最后不得不终止演出。《假如我是真的》描写农场“知青”李小璋为达到返城目的，冒充某中央首长的儿子，巧妙地利用权力网内各色人物的利益需求，很快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终以诈骗罪被送上法庭。剧名表达了渗透全剧的浓厚的“问题”意识，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利用特权“走后门”不正之风的普遍不满。李小璋被捕的一场戏，被安排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演出剧场的观众席中，这种故意混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和公然宣示该剧与《钦差大臣》承继关系的做法，也是非常符合全剧主旨的。《WM（我们）》以“冬”“春”“夏”“秋”四章描写了一群“知识青年”从“**”中下乡“插队”到“**”结束后回城和在“改革开放”年代遭际各不相同的生活与心灵状态，既表现了他们的友谊、爱情、理想和奋斗，也表现了他们的自私、背叛、失落和颓丧。全剧没有完整的情节，立足于表现不同生活背景下的不同人物在那个特定年代各自的内心生活，从而折射出“**”的荒谬及其对人的扭曲。为了表现内在心灵，在舞台上采用了哑剧、模拟动作、慢动作等多种非写实的表演手法。这种内心的直接宣泄方式使它比较接近表现主义的戏剧风格。《WM（我们）》一般被看作“探索”戏剧，但是文学和舞台新形式的创造并不是它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原因，重要的是这些新形式所记录和表现的一代人真实的精神痛苦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