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绘画本体语言的确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政治统一走向民族分裂的转型期。其自公元220年至589年，历时近370年，先后经魏蜀吴三国鼎立、西东两晋更迭以及南北朝一百多年的分庭对峙，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了政局的动**、经济的衰退尤其是底层社会的民不聊生。
然而，正是这样的“乱世”似乎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次绝佳的发展之契机。如在哲学、思想的层面，此一时期的突出表现有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的东渐，原来由儒家主导的单一模式逐渐被三教九流、百家争鸣的多元格局所取代。在美学与审美文化上，魏晋之际的人物审美发展至晋宋以降又悄然递渡到以自然美为尚。至于在社会生活及风俗习惯的微观方面，由于正统儒教的下延、佛道出世无为观念的渐入民心，以及士族、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整个社会的上下阶层均能找到各自“发现自我”或者说是安身立命的途径。很自然，上述新变会直接表征在文学、书画等门类艺术上面。由是，包括绘画艺术和绘画美学在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艺开始进入到一种“本体的自觉”。
仅就绘画艺术而言，所谓“本体的自觉”含义有二：一是绘画本体语言的确立，二是与之相关的审美自律功能的独立。一般认为，中国绘画的本体语言是“笔墨”。因为笔墨是中国画的存在形式和最根本的立足点，“中国画之美就美在笔墨”[1]，舍弃了笔墨就等于丢掉了中国画的本体与灵魂。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魏晋南北朝的笔墨艺术——书法和绘画——开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书法方面出现了以曹魏张僧繇为代表的真楷书。绘画方面虽不像书法那么变化显著，但同样诞生了擅长佛画的曹不兴、卫协师徒，以及南方以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为代表，北方以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为代表的画坛大家。时至南北朝末期，人物画、走兽画已经日趋成熟，而山水、花鸟之类的画种也呈发展壮大的蓬勃之势。这一本体语言的确立无疑为后世中国绘画艺术的多元化、系统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