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史上除用“体”来划分不同风格流派外,还有用“家”、“派”、“样”的。其中明代何良俊的“行家”、“利家”说和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二宗论”最具代表性,而且是中国绘画史上比较复杂的问题。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说进行一些简单考察和分析。首先来说说何良俊的“行家”、“利家”说。
“行家”、“利家”是从画家的分类提出来的。在中国画史上,东汉末年画家就被分为职业画家和业余画家两类。职业画家主要为政府奉仕、为天子作御物的画工,如毛延寿。业余画家主要是士大夫、文化人,他们不是专门为政府奉仕的画家,如张衡、赵岐、刘褒等。随着时代的发展,职业画家中就多了画院的院画家和民间画工,而业余画家也逐渐演变为画院以外的文人画家。从其画作来讲,前者称为“院体”,后者叫作“士体”。明代的何良俊又将文人画家称为“利家”,把职业画家称作“行家”。他在《四友斋画论》中写道:
我朝善画者甚多,若行家当以戴文进为第一,而吴小仙、杜古狂、周东村其次也。利家则沈石田为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陈白阳其次也。戴文进画尊老用铁线描,间亦用兰叶描。其人物描法,则蚕头鼠尾,行笔有顿跌,盖用兰叶描而稍其法者,自是绝技。其开相亦妙,远出南宋以后诸人之上。山水师马、夏者亦称合作,乃院体中第一手。石田学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往往过之,独学云林不甚似。余有石田画一小卷,是学云林者,后跋尾云:“此卷仿云林笔意为之,然云林以简,余以繁。夫简而意尽,此所以难到也。”此卷画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此云林觉太行耳。衡山本利家,观其学赵集贤设色与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盖利家而未尚不行者也。戴文进则单是行耳,终不兼利,此则限于人品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