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由年富力强、留学生为核心理事主体的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规划颇有代表性，他们的执着、坚持在政策参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学术团体的组成，最要紧的也是要有肯为社务终身尽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同志，那么才能使社务蒸蒸日上，永续下去；而且这种同志，愈多愈好。我们试看几个有历史的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他们无形中似乎都有一个中心集团，在那里‘锲而不舍’‘终身以之’的为社尽力，从不肯轻易离开，去图个人的进展，纵有时赴他处工作，都是得其本社的同意，其工作正是为其本社，决不肯须臾舍弃本人从事的立场，这种精神是极可敬仰的。”[7]的确，社教社作为一个相对宽松的民间学术团体，与其社员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社员的个人成就和社教社也不存在直接关系，但社员的地位、社会声望对提高社教社威望、扩大影响等方面，却呈现显著正相关。
以总干事俞庆棠为例，她作为民国专业学术团体少见的女性，社教社历届理事会换届却能一直连选连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与其学术背景、社会职务和社会资源密切相关。俞庆棠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不仅与理事会中李蒸、尚仲衣、郑宗海、庄泽宣、陈兆蘅、邰爽秋、张伯苓等人有相同学缘，而且她作为唐家长房儿媳，公爹唐文治的社会声望和人脉为她搭建了一个宽广平台，她以中央大学区扩充处处长身份倡议创建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前身），得到国民党元老、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的经费资助，并先后获得定县平教会晏阳初、同窗陶行知的大力襄助，晏阳初派出左右手汤茂如、陶行知派出心腹干将赵叔愚，前来助力俞庆棠，而聚齐了李蒸、傅葆琛、陈礼江、雷沛鸿、陈兆蘅等人分任该院各科教授，为共同组建社教社又添加一层同僚之谊；夫婿唐庆诒作为国立交通大学英文系主任，与国际友人的熟稔，如介绍国际教育联盟考察团赴无锡考察社会教育，胞兄俞颂华作为知名国际记者，先后担任《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等主编，这些都为俞庆棠担任总干事提供了内外资源。而俞庆棠的各种社会资源，转而又为社教社发展搭建了各种关系网络。在同仁眼中，她与伍博纯、晏阳初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教育演进三个阶段的代表者之一，“社会教育在我国进展之轨迹是可分为三大阶段的，第一阶段是通俗教育时期，第二阶段是平民教育时期，第三是民众教育时期，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人来代表每一个时期中的努力者，当然要推伍博纯、晏阳初、俞庆棠三位先生了。因为他们都是牺牲了一切来努力于这一工作的，伍先生死去了，晏先生还在干着，俞先生也是正为民众教育谋发展着，前途仍没有限量，民众蒙福亦正无涯既”[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