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社友通讯》复刊词中称：“本社同志，皆道义之交游，为事业而努力，虽聚散无定，而声气应求。”[17]再次重申“同声相应”的联络作用。社教社复社之初，各地社员失去了联络，鼎盛时期的1600多名社员剩下不足300名，各地基层社教机关图书资料馆舍毁于战火、正在废墟中重建，抗战期间政府已制度化人员待遇、人才训练、经费等问题难以落实，社教社战前购买社址已废弃，经费依然无着。再次面对建社之初的一穷二白，在常务理事俞庆棠、陈礼江、童润之率领下，社教社重振精神，通过年会、理事会议重捡战前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未竟事业，提请教育部制定社会教育系统案、提高社会教育人员地位、改善社教人员待遇、加强人才训练机关开设、充实社会教育经费等，并积极为国家拟定了建设纲领，通过年会中心问题拟定和讨论塑造战后复员时期的国家形象，希望借此唤起民众，重拾“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社会教育功能，改善国家发展的舆论范围，增强民众对国家和民族前途信心，由此重塑社教社中断数年的社会形象。
在常务理事陈礼江，董事董淮、古楳三人起草的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大纲中，称“我们认为新中国既有建设的可能，社会教育就应该按照各地建设的需要，决定着手的先后。并按照各地建设进行的情形，决定工作的重心，拟定下列各种社教工作”：
（1）依据建设需要，大量制造电化教育的器材，积极推行电化教育。
（2）大量编印通俗读物，俾识字的民众能由文字上的了解而领导实行。
（3）在农村中，尽量透过各种建设性的组织（如合作社等），教导文盲从实践中获得教育。
（4）在人口集中，工业比较发达的区域，大量设立成人班，推行建设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