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产生了一批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上都区别于传统士人的新知识分子（有研究者将之分为三个构成层面[12]），本着教育救国理念，自主自愿，普遍实行民主原则和制度化程序，“合群”、具有强烈民间色彩[13]的各式社团，积极投身教育事业改革。结社与爱国、种族文明联系起来，1908年，驻美公使伍廷芳为冈州会馆（美国最早成立的华人社团）落成开幕所撰贺联，称“二十世纪，黄帝子孙，同作燕厦，此际列强环伺，舍合群而外，讵争种族文明”[14]，新式知识分子以结社为爱国救种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教育界必须设法维护教育事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合群’无疑是其扩张自身理论的必由之路”；而近代民主思潮形成了教育会社团体赖以存在的社会语境和力量来源，“对于教育会组织而言，民主化的组织原则和广泛的会员代表性，给予中华教育界教育会组织由‘合群’而‘合力’的制度基础，使教育会能够凝聚共识，以集体之力面对各种势力”。[15]这些处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教育团体会社，具有明显的桥梁作用，活动方式符合政府规范，体现了社会基层教育界的呼声，从而呈现出“弱政府、强学会”局面，处于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是突出代表。
江苏省教育会作为清末民初建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为广泛的地方教育社团，备受学界关注。该会1905年成立，其前身为江苏学务总会，1906年按照学部章程更名为江苏省教育总会。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新的教育会章程，为教育会一定程度上借用行政权力打开方便之门。10月，江苏省教育总会制定新的章程，不仅按照要求更名为“江苏省教育会”，并将宗旨明确为二：“一审民国之前途以定方针，一审本省之现状以求进步”，“本会研究关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各事项，力图教育发达”。与1908年章程最大的变化，是该会组织机构和会员机构的变化，取消了会董会设置，原来的5部（经济部、调查部、普通部、专门部、庶务部）精简为4部，保留调查部、庶务部，增加了学校教育部、社会教育部。会员由“代表入会”变更为“当然入会”“志愿入会”，各县市、乡教育会会长及学务专员为当然入会者，彰显了教育会对地方教育的影响力。[16]从表面上看，江苏省教育会的焦点集中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领域的“教育”方面，但近代中国教育问题从来就是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外化，由此，以江苏绅商为主体的江苏省教育会，其活动必然由教育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而该会主干会员的政治资源亦为此做了相当铺垫，使得该会政治参与、社会参与以及僭越政府行政职能有了实现平台，并由此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民国初年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局势，为地方势力主导教育发展提供了权力空间。在军阀、地方行政与社会力量的三方博弈中，以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长袖善舞”，开始渗透到国家和地方行政权力机关。江苏省教育会的主干会员，如长期担任“常任调查员”的黄炎培成为江苏都督府第一任教育司长、长期担任“驻会干事”的沈恩孚先后任内务司长、江苏省公署秘书长，李平书任民政司长，会员马相伯任外交司长，曾担任会长的袁希涛进入北洋政府担任教育部次长、总长，第一任会长张謇任实业总长等，这些权力资源，为该会通过政治与教育互动变革教育，改革社会提供了动力，无形中扩大教育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