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风美雨”浸润，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日渐扩大，近代意义上的集会结社便是凸显的外在表现之一。他们借学会办理报刊、译介书籍、传授新学、讽议国事，以期能启迪民智，救亡图存。“时四方新学士子们喜康梁之议论新颖，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3]。据统计，1903—1904年，“国内以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的各类社团多达数百，不仅分布于各大都市，而且深入县城乡镇。其中除华兴会、光复会等少数几个主张并实行了武力革命外，多数以办报、演说、兴学为主要活动”[4]。面对士人群集、学会林立的状况，清政府内部守旧势力与开明派在如何对待民间集会结社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守旧派抛出的“蛊惑人心”“挑起纷争”“营私干政”理由，被开明派用“广开民智”“大势所趋”“先例宛在”迎头痛击。他们从中国传统与西方先进国家经验中寻来集会结社合理性佐证，认为会社可以“开民智”，政府如能“得其道”，则“裨益良多”。[5]这场辩论以开明派大获全胜告终，1908年2月，宪政编查馆、民政部“仰体圣谟，参照中外”，共同拟定结社集会35条，《结社集会律》颁布。
良以宇宙之事理无穷，一人之才智有限，独营者常绌，而众谋者易工。故自学术、艺事、宗教、实业、公益、善举，推而至于政治，无不可以稽合众长，研求至理。经久设立则为结社；临时讲演，则为集会。论其功用实足以增进文化，裨益治理；然使漫无限制，则又不能无言咙事杂之虞。是以各国既以人民结社集会之自由明定于宪法，而又特设各种律令以范围之。其中致治社会关系犹重，故国家之防范亦弥严；先事则有呈报，以杜患于未萌，临事则有稽查，以应变于俄顷。上收兼听并观之益，而下鲜嚣张凌乱之风，立宪精义，实存于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