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内忧外患,江山社稷呈风雨飘摇之势,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砥砺,纷纷结群体、开学会,在争夺话语权的同时,冲破了传统社会的“党锢之争”阴霾。为了规范民间集会结社,1908年清政府还颁布结社集会律,从一个侧面可见当时集会结社的流行。各式教育社团会社更是风起云涌,据统计:1908年各地有教育会506个,1909年增至723个,增幅明显。[2]民国成立后此风更炽,各式教育团体会社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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