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届大会中心议案为“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围绕乡村社会组织结构建造和为解决民众生计发展经济两个问题展开，会议分为上、中、下编分时段讨论，主题依次为助成地方自治、促进社会生产和本社应有之行动。总体来说，与会者对上编意见分歧较大，集中体现在政教关系和如何对待现有政府问题上。这次会议，梁漱溟又一次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人物。
按照惯例，理事会决定“助成地方自治并促兴社会生产”为中心议案后，成立了“中心问题委员会”，推定梁漱溟、高阳、俞庆棠、孟宪承、陈剑修、崔载阳、江问渔七人组成，负责编制讨论纲要，“自本届中心问题决定以后，即广征社友意见，由委员会荟萃辑要，根据单元法编成手册，以作参考”。1936年1月17日，理事会第13次会议上公推梁漱溟审查“社会教育助成地方自治并促兴社会生产案讨论纲要”案并报告大会讨论。[147]会上，梁漱溟代表中心问题委员会报告编制纲要的经过，“为大家讨论方便起见，个人愿意再贡献两点意见”：
第一，我们先要把问题的本身考究，不要从社教立场说话，否则很容易变成主观的，演绎的，深恐说了许多空话，仅在名词上化了许多疏散的讨论而已。中国办了三十多年的地方自治，现在还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里面的困难究在何处，我们一定要分析清楚，然后才能把这个问题了解，了解以后，再从社教立场来发抒己见。
第二，如果照了方才所说的办法去讨论，则我们所感受困难的，就是我们并非自治专家或经济专家。如果欲把自治、生产等问题辨查清楚，一定需要这两方面的专才。所谓生产，是一个很宽泛的名词，因为名词愈宽，就需要更广博的知识。我们在社教方面尚不能成为专家，那里还能再兼一项专家。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深恐不易找到尽力的所在。但因中国今日所遇到的问题，关于追问道根本的，特别的多，我们虽非地方自治的专家或经济专家，却也无法避免此多方面的讨论。[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