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指出：“社教社年会地点的确定及轮值，是乡教事业本身空间联系和扩展辐射的表征。”[159]第四届年会在国立中山大学举行，主席团由钮永建、邹鲁、金曾澄、黄麟书、梁漱溟、萧冠英、雷沛鸿、崔载阳、钟荣光、俞庆棠、董渭川11人组成，从来源上看，梁、董二人来自黄河流域，钮、俞二人属长江流域，其他都属珠江流域，其中尤以会议召开地广州人为大多数，特别是国立中山大学。主席团推请梁漱溟担任主席，总干事俞庆棠、年会筹备会主任萧冠英、教育部代表黄麟书、中大校长邹鲁等人相互致辞后，由广西代表雷沛鸿、山东代表梁漱溟和江苏代表刘平江，分别宣读论文集教育实验报告，“代表华北华中华南各部”[160]。中国社教社四次年会地点的腾挪，标志着社会教育界联络范围的延展，珠江流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连成一体，社教社触角深入中原，指向西北、西南。
从现存史料看，社教社的社刊《社友通讯》以及同仁刊物，如《教育与民众》《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等几乎是一边倒的对第四届年会的盛赞，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刊《中国农村》上刊登的一篇署名“作民”[161]的文章，从出席社员分析、年会讨论氛围、实验成绩和目前重要问题四个方面，对第四届年会给予猛烈批判。针对与会社员分歧较大的年会讨论氛围，作民以旁观者的冷峻，给出自己的会议感受：“这次外来社员数和本地出席社员数的相差所以如此悬殊，至要原因是会议地点太不适中，偏在最南面的广州；以致于一般远道社员，困于经济和时间，尤其是参加实际工作，真正接近民众的下层工作人员能够出席的，实占少数中的少数。而超过出席人数半数以上的广州社员，又有十分之九是新社员，他们大多很少做过实际工作，不能提出实际问题。同时又因为语言隔膜，所以大多默然静听，不发一言。于是各地的领袖们，高级职员们，即各处的理论家们，便变成会场的主要成份。而且有些理论家竟利用他的地位和身份，来操纵一切；甚至明目张胆地在会场上用种种办法来限制别人，自己偏偏不受那些制限的束缚。就这样轻轻地把那些极少数极少数的下层工作人员，想发表一点意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行文中，用写意笔法将“有些理论家”的种种知行不一的行径一一列出，并将矛头直指大会主席梁漱溟：“别人虽然都要受上述会场规则的限制（每人每次发言不得超过两分钟，同一问题发言不得超过三次，笔者注），而我们的梁漱溟先生却可以例外。所以有人说这并不是会议，不过是给一二人来宣布他的‘开倒车的歪曲理论’罢了！我虽然不愿相信这话，可是事实已经像铁一般的放在这儿了。”[162]不难看出，作民对参会社员多为广东籍有很大看法，前三届年会广州社员数目甚少，这次参会的大多是新加入的[163]，难免落人口实。实际上，这种出席人数多寡与会址交通距离的关系，在其他学术会议上也极为普遍，晏阳初曾对参加乡村工作会议代表省区分布作过细致观察：“必定是离开会地址较近的，则出席的多，远的就更少些”[164]。据第四届年会筹备会统计[165]，作民所指出半数以上为广州社员应是将职员计算其中。作民笔下“地点不适中”的广州，在社员蔡衡溪看来，却是充满了期待：“我们的年会，得能从三届年会举行所在地之‘黄沙遍地’‘荒凉不毛’的开封，移到将来中国文化中心所在地之广州举行四届年会，一定象征着这次年会，更有奇特的与新颖的发展！”[166]第四届年会筹备会副主任崔载阳曾专门在《社友通讯》撰文《欢迎社友到广州来》，认为社教社年会在广州召开，无论对社教社抑或国家都意义重大：“从本社讲，这届年会充分表示出本社生命之继续不断的扩大。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沛然的扩大到珠江流域，我们要庆祝”；更进一步，“从国家讲，这届年会确实表明我国无论南方北方，他们的文化教育始终都是一有机的大整体，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我们正在创造历史”。但就广州来讲，自从1921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因种种关系，直至1936年再无机会举行全国性质的教育会议，“说到南方人，那就无一不认这届年会是一次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167]。社教社年会地点的选择，被提升到国家南北文化统一的高度。总干事俞庆棠在年会召开期间，亦积极回应崔载阳观点，将之作为社教社事业拓展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