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不管洛阳实验区，抑或花县实验区，其设立发展均与社教社历届年会（包括年会前后的理事会会议）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讲，合办的实验区可以看作是年会结的一个果，与年会中心议题息息相关。如果说年会举办地点——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到珠江流域代表着社教社影响在地域上的扩大，“播下一颗种子”，那么，合办实验区则代表了社教社倡导的事业在该地域的生根发芽，真正地发挥着持之以恒的影响，将年会期间集聚的热烈氛围保持、渲染下去。
1933年3月18—19日，社教社理事会在南京举行第4次会议，钮永建、陈大白联袂递交“开发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案”，提议社教社组织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研究会，确定开发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方案，并“由本社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考察中原暨西北教育状况”。会上，高践四提出“请筹办民众教育实验区案”。“后者是中国社教同志为实验社教新路线起见，集合同志，从事专精研究与实验；前者指示创办实验区之境地，供给民教实验之新领域，这两个提案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在实际上是有着密切关系，于是理事们即把筹办实验区与开发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拉拢一起，混为一谈”[139]，当即形成如下决议：“推定赵光涛、陈大白、高践四（召集人）三人草拟具体办法，提交下次理事会讨论。区址定在洛阳附近，俾便于与中原社会教育馆联络办理，以开发中原社会教育”[140]。同年5月，在钮永建积极运作下，与陈大白勘察并初步选定洛阳县第三区作为实验区，6月5日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率同僚勘察该地。在此基础上，第二届年会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提交“积极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案”，提案理由及办法如下：
主文：积极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