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无论洛阳实验区的乡村民众基础学校，抑或花县实验区乡村基础学校，顶层设计中，均有社教社持之以恒的实验理念，即打破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界限，容纳儿童、青年和成人于一校，教师不仅承担着儿童教育的责任，还负有教育失学青年、成人的使命，这些学校不仅承担着新教育体制下的义务教育，同时亦恢复原本的乡村文化中心的功能。“中国的教育，所以不能普及，就是因为过去的学校式的教育，太偏于贵族化，穷苦的乡民没有福气走进他的门去，可见只希望学校教育来完成教育使命，提高民族文化，永没有实现的日子。为了积极的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文化，所以又要提倡乡村化的社会教育。”[155]实际上，实验区所进行的乡村民众基础学校、乡村基础学校，是以“谋学校社会化”外化，“教化以学校为本”传统风骨影绰可见，一改小学校“闲人免进”的冰冷面目。
对以西方学校教育为主的新式教育制度的评判，并不仅仅限于社教界。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民族主义”渐复流行，倡导中国文化、重新肯定中国传统的呼声日高，张君劢1935年创办学海书院时指出，教育不仅仅是“讲学识”，尤其要“敦品行”。他认为，办书院不是开倒车，不是复古，而是“在振兴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合贯通之中，重建中国文化之基础”[156]。不难看出，张君劢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新式教育。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乡村社会中的教育危机已成为知识界的流行话语，“乡村教育破产论”的声音很高。“中等以上学校集中都市，而使乡村青年不能不向都市求学……所以30年来新教育在数量上可言成绩者只有都市的教育，内地的乡村则反而日趋日下。”[157]而且这种受了新式教育的乡村子弟，却很少重返乡村；甚至连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都不愿回到乡村教书。“在乡村教育中，旧式私塾仍占统治地位，旧式文人仍然主导了乡村教育。”[158]如洛阳实验区为实验区事业推进，必须对塾师进行培训。新式教育不仅没有改善乡村文盲众多的状况，反而产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159]。除了出现教育都市化现象之外，新式教育的贵族化也导致农民在其面前止步不前。新式学校的费用远高于私塾，小学收费要高于私塾两到三倍，更何况私塾束修还可以实物或劳力来抵代。新式小学的费用不菲，乡民难以负担，有人不得不中途辍学。例如，在河北定县的62个村中，初级小学自开办以来，中途退学者至少有418人。其中，因贫穷退学者最多，占到退学总人数的90%。另外，新式学校必备的各种器具，如体育器械、游艺器材、实验设备、手工模型及音乐用具，等等，其建校成本要高出私塾几倍甚至几十倍。[160]而在清末新政的实施中，办理新式学堂的经费全由地方官员与当地士绅协商筹措，新学捐款被转嫁到乡村民众身上，加上有些劣绅倚仗官府势力，乘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使得“在兴学中，农民未受其利，先蒙其害”[161]。清末，各地出现了农民群体性破坏新式教育的暴力行为，乡村教育近代化遭遇了农民情感上的抵触与行为上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