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通讯》作为社教社同仁刊物，除去事务所干事撰写社务报告、理事会会议记录整理等，还利用各种机缘，约请社教同人或社会知名人士，为刊物撰写文章。为了收集散处各地社员消息，理事会还专门组织一支分布于各省的通讯员队伍，并在刊物上多次刊登“征稿启事”，希望社友们一起培育、守护社教社的“灵魂”。
编辑出版《社友通讯》，是事务所的重头戏，因社教社经费支绌，成立半年后才得聘任专任干事，事务所工作由驻地社员分任，“其中陈大白、林敬之、许湘三先生出力较多，特别是陈大白先生”。[17]随着社务逐渐增多，绝非所在地社员抽暇兼顾所能应付，1932年10月，“兹经多方物色，聘得储志君担任”。[18]储志作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生，对编辑《社友通讯》很为敬业，除记录整理理事会议、事务所对年会的筹备情况、社务进展、约稿等，还负责编辑《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至第三届年会报告》。[19]1936年2月，储志被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聘请做研究工作，“本刊编者储心斋社友因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工作，故此后本刊编辑事宜，改由叶岛社友负责”[20]，聘请专职干事有力推动了社教社社刊有序进展。
事务所专职干事通过“编辑以后”“编后琐语”“编后余谈”等方式，表明办刊方向、召唤稿源、说明编辑经过，或就某个问题抛出观点，以期社员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如第2卷1期，编辑强调：“本刊因限于经费及避免流行病起见，第二卷的编印，只拟在‘质’的方面改进而不愿在‘量’的方面扩充。”[21]第5卷5期、6期、9期的“编辑后记”，推出重点文章，向读者推送介绍，如第5卷5期用“主观的任务，决定于客观的条件”来作开篇，指出：“现阶段中国所需的教育，无疑的应是切实反应民族急切的需求。目前中国民族正遭遇着最深最重的迫害，渴望着独立和解放。这就是唯一的教育任务之所在。读了俞先生的‘现阶段中国所需的教育’一文，可使我们更正确的更清楚的认识了现阶段中国教育的任务。对于实施国难教育、生产教育、妇女教育等等，必须把握住问题的核心，才能不负教育者应负的任命。希望社友们在这种共同的理解之下，积极推行时代所需要的教育工作。”[22]第5卷6期，重点推介理事李蒸一文，“在这敌军压境，边防十万火急的局面之下，民众教育界的动向，应该是赶快大规模的向前推进呢？还是再慢慢地扎起寨来准备呢？关于这，社教先进李云亭先生在‘想起一段行政经验来’的文中，明确的警醒我们说：‘今日之事，时间与数量必须重视，而方针亦不许有丝毫错误。必须在最短期间训练大量民众，然后方能内而言建设，外而言保疆土’。”[23]此外，编辑部借有限篇幅，还将意见相左的文章同期刊出，以便社友更好地借鉴，如第5卷6期刊登赵演文章，“在国家承平的时期，教育工作可作多方面的实验，但现在是一个非常的局面，我们所需要的工作，不是迂缓的而是急进的，不是实验的而是实行的，不是散漫的，而是统一的”，“而我们现行的社教实验事业，正与我们所期望的相反。我们现在是太迂缓，太散漫，太谨慎了”[24]。编者专门在《编辑后记》中予以推荐，并称：“当然，这迂缓，这散漫，这谨慎，都是有其客观上各种复杂的原因。不过，目前的情势所昭示吾人的，的确应该是一个大规模的‘快干’‘苦干’‘实干’的时候了。”[25]第5卷9期，编后语中，指出受教育是人民的权利，“可是我国的大多数人民，现在还不能普遍享受这种应有的权利。虽然政府正极力推行普及教育的政策，但是问题的解决，必然需要全体知识分子的动员，把自己获得的知识，毫不吝惜的即去传给大家。杨翼心先生郑重的揭起了这‘教学做教’的檄文，希望社友们共同来展开‘知识人’应负的使命！民众教育运动的发展，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所以民众教育出路问题讨论会的出席者，大家虽同样在现实方面摸索到不少的困难，但一经向客观方面阐发，无不加强了乐观的信心。这一篇短短的散记，因限于篇幅，粗读起来，也许会使读者发生不能捉住要领之感。但言语中容有含蓄之处，正希望读者们进一层的思索，或许可以得到若干理论上的启示吧”。[26]很显然，编辑部通过这些《编辑后记》，进一步将《社友通讯》“沟通社员意见”宗旨发挥得更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