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利普塞特（S.M.Lipset）指出，对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历史学家可以借鉴社会学家，强调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将归纳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运用社会学概念及分析技术，而且能从合理的历史数据中获益。[37]通过可靠的数据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存在的整体状况，回到“历史现场”。《社友通讯》上刊登大量社教社经费收入、支出，前四届年会报告书中有翔实的参会社员籍贯、学历、职务、性别等数据统计以及年会经费支出比例等。此外，民国时期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地方政府、各社会教育机关留下大量社会教育统计材料，如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撰的《全国社会教育概况》（共计6本），统计了1928—1929、1929、1931、1931—1933、1940、1947六个时段的全国社会教育统计数据；《社会教育概况》（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自刊，1942）；教育部统计室编印的《全国社会教育统计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度》（商务印书馆，1936）、《全国社会教育统计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度》（商务印书馆，1939）；地方政府如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社会教育》（1930）、《三年来浙江社会教育概况》（1933）、《浙江省社会教育概况》（1936）等；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社会教育概况》（1935）、广西省教育厅《广西省社会教育概况》（1934）等，以及各地档案馆所藏各省市、县相关社会教育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材料涵盖了全国各地社教机关的数量、经费（经费投入、支出，来源及分配、百分比等）、社会教育人员情况表（学历、资历、教龄等）、社会教育人员的薪金等，这些均为笔者对社教社的量化研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