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晏阳初档案、张伯苓私档全宗等研究成果面世，他们与社教社的信件往来亦随之披露，为社教社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囊括了1911—1949年间国民政府在经济、财政、社会、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大量档案资料，为本书提供了诸多方便。此外，第二历史档案馆还有一些尚未编入汇编中的南京政府教育部、内政部档案中有关社会教育的资料，也为本书所征引。此外，笔者先后在江苏、浙江、湖南、北京、天津、上海、河南、四川、广州、山西等省市档案馆查阅了有关社会教育的馆藏档案；特别是浙江省档案馆，藏有不少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五届年会的档案资料，相对于前四届年会，1947年举行的第五届年会在学术刊物、教育公报、报纸上甚少找到报道，亦没有出版年会报告，这些档案资料对研究第五届年会弥足珍贵。此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相关资料及大量文史资料中有关社会教育内容的，大多是作者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回忆，尽管这些文字不可避免地夹杂了作者的情感、个性、偏见，甚至记忆的错误或有意识的内容取舍，但作为相互印证的史料其价值不容小觑。
随着影像史学的兴起，学界逐渐认同除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传统书写历史之外，借由绘画、摄影、影像等视觉形象同样可以再现历史，“让图片自己说话”。年会合影、核心社员出席教育部会议合影、社员教育考察活动侧影、实验区事业以及社员专著书影等，都展示了社教社丰富多彩的面相。由此，各种老照片亦成为本书的资料谱系构成。
当然，每一种史料在体现它的丰富性的同时，也同样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不论是民国时期既有的研究成果，还是社教机关自行出版的月刊、画报或专辑，教育部、地方教育厅及各社会教育机关的统计数字，以及各地档案馆馆藏档案、地方志、文史资料，或是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一般都立足于官方或创办方立场，关注对象更多的是“已规范”“已圈定”的民众。且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不同时期对社会教育的评价互有参差，特别是各地的地方志、文史资料在编写上呈现趋同风格。章开沅先生曾专门指出使用文史资料作为史料来源的风险：“在引用1949年以后各级政协所征集和发表的文史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忆述者当时的环境与心境，即由于外在的压力和主观意识的变化每有可能导致回忆时不同程度的失真，无论溢恶或溢美都会误导读者。……我在20世纪60年代与此类作者打过许多交道，深知有些人确实存在着对当下威权的某种潜在迎合性。”[38]很显然，文史资料中对于社教社的评价，口述者大多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的校友，集中发表在《江苏文史资料》（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专辑），经历岁月更迭，这些耄耋老人的回忆，更多留下的是想象中的或有筛选的“美好记忆”，过于溢美的色彩浓郁。但这些多元资料，还是为分析社教社这个“历史图景”提供了必要的、不可取代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