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形成的社会背景
西周初年确立的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逐渐瓦解,与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的礼乐文化亦随之衰落。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此时’精神超出了它的自然形态,超出了伦理风俗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哲学史讲演录》卷一)由于现实社会的混乱,促使大批思想家对现实进行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救治时弊的措施,于是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局面。这一时期,诸侯争霸,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中国的学术文化由统一走向分裂。诸子学说推陈出新,出现了所谓“九流十家”的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众多学派。单就对中国学术史的贡献而言,以儒、墨、道、法为显学,其中儒、道二家为中国古代人文学术体系建立的两条主线。
就儒、道两家相比,儒以德治为本,道以玄化为要,前者更重视切实的社会与人生,所以儒家思想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轴。
“儒”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周礼》。东汉的郑玄认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可知儒者主要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王室衰落、朝纲不振,造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官学”变成“私学”,“儒”也由原来专门教育贵族子弟而变为散落到民间从事教育等工作。因为这一思想渊源,作为严格的学派意义上的儒家学派,其思想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其一,儒者本来就是周官中的教官,这就决定了儒家学派成员都以教育为天职。我们无论读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的言论,还是读后世儒家的著作,都会发现他们无不以教育家自居。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孔子不仅培养了三千弟子,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文、行、忠、信”之“四教”、“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四科”等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经典理论。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章句下》)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他身体力行倡导教育,不遗余力。荀子弘扬儒门重教精神,曾居齐国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后著书终老于兰陵。他的《劝学》,千古传诵。后世儒者韩愈竭力弘扬师道,宋儒朱熹书院讲学,无不体现了儒家学派重教的精神。而“儒”又为周官中诸侯王国的教职(区别于保氏为周天子之教职),结合春秋战国王纲解纽的特殊时期,儒家学派的形成更凸显儒者的历史意义。首先,东周以降,王官之学解体,礼坏乐崩,而儒家学派的形成,对传承业以解体的西周礼乐传统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其次,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天子的学官失职,而“四夷”的诸侯还保留着西周的师、儒制度。或许这种制度已徒有其形而不具其实。但儒家的教育职责当未缺失。而儒者的教育活动,则明显有保存与拯救礼乐制度的愿望与效果。再者,儒者作为诸侯之教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儒家学派成员的活动状态。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他的弟子,都多有从政经历。孔子不仅在鲁国任过中都宰、大司寇,五十岁以后还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齐、卫、陈、匡、蒲、曹、宋、郑、蔡、楚等地推行其政治主张,孔子弟子如冉求、仲弓为季氏宰,子路为卫大夫孔悝邑宰,子游为武城宰,子夏为莒父宰,子贱为单父宰,原思为孔氏宰,子羔为费郈宰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