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与经学
经学,从字面上看,就是指研究经典的学术或学问。不过,经学所研究的“经典”是特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过孔子整理的儒家典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在战国时期,经其实是各家子书的一种著述体例,是各家各派对本派比较重要著作的一种泛称,比如墨家有《墨经》,道家有《道德经》,法家李悝著有《法经》,《韩非子》书中有《八经》等。在此之前,“经”的意思则是指王室的重要典章,战国诸子借来指本派著作,以示郑重。把经的意思特指化,是西汉时候的事。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建议下,由王朝政府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由是始专指儒家经典。而经学一词的提出,也是汉代的事情。《汉书·儒林传》中说孔子之教化在鲁国有遗留,“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汉儒之所以用经称《诗》《书》《礼》《易》《春秋》诸书(《乐》在汉代已经失传,所以汉人所谈实际上只有五经),是因为“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白虎通义》)。即他们认为上天规定人世有五种永恒的“道”,圣人孔子效法之而作了五经,每一经都对应着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人伦之“道”,用以教化世人。后儒对汉人的说法从字源上有了进一步的肯定:“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以,在汉人以及后人那里,都是训经为常,认为由圣人孔子制作的这些著作里面包含着经天纬地、万古不变的常道,可以为永恒的治世法则。与《诗》《书》等六经相对,由孔子之后儒者所作与经有关的著述,则只能称传、说、记等。比如《春秋》是经,而《公羊传》《穀梁传》及《左传》等解说《春秋》的著作只能算是传。即在儒家的经学体系中,经与解经之作是有明确区别的。张华《博物志》中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康有为也曾解释说:“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述谓之传,又谓之记,弟子后学辗转所口传谓之说。”由上可见,汉儒对经的使用,显然具有不同于其他著作的尊称意义,包含了一种人为的、神圣化的色彩。而这种命名上的神圣化,目的则在于对其所指内容的神圣化,是为儒家获得政治上独尊地位服务的。类似的情况,秦汉间的其他事情上也可以看到。比如,“朕”字在先秦时期是比较普通的第一人称用语,但从秦始皇开始,这个字被赋予了神圣的含义,成为皇帝的专门自称用语,其目的也是在强化皇权的独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