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的三教冲突与融合
中国的思想系统中,儒家学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就获得了正统的官学身份,成为和政治紧密联系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道教本是由四川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发展来的,是民间所创,虽然到东晋以后日益官方化,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占据过官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更多的时候它是跟在儒教后面擂鼓而已。佛教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信徒众多,并且得到帝王大臣的推崇,大有取本土思想而代之的可怕趋向。这种情况下,儒、道、释三教之间不断进行着调整,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而融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作为外来的宗教,佛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它要想在中国这块全新的土地上扎根,就要想方设法让脑中已被儒、道思想占据了地盘的华夏民族对它不怀敌对心理。佛教徒们为此进行了各种努力。
当时的高僧将佛教的教义和传统的儒、道思想调和在一起。三国吴时天竺僧人康僧会来到建业(今江苏南京),客观分析了形势之后,他在《六度集经》中巧妙地运用道家的“元气”和“灵魂”不死来概括和阐发佛教的“四大”和“轮回转生”。他解释说元气强的为地,软的为水,暖的为火,动的为风。四者和谐,就产生了识和神。灵魂与元气结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就有了生死祸福的转换。和道教思想相比,儒家及孟子对康僧会的影响更为明显。《六度集经》中包含了大量的仁义孝亲这些本是儒家伦理核心的观念。比如他以“恻隐心”和“仁义心”来比附佛教的心性,主张治国、牧民应当实行仁道,歌颂至孝之行,认为与其无尽地布施,不如好好孝顺自己的双亲。最早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儒、道思想。这部经书在宣扬佛教人生无常和爱欲为蔽等思想的同时,又夹杂了“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和“以礼从人”之类的儒家话语,就是该经的文体也带上了儒家经典《孝经》十八章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