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形象地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心境与历程,其发端于远古时期,所谓“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至于其发展虽有古今之辨,但具有同等文化的普遍性与传统性,所谓“古今之水不同,同者湿性;古今之文不同,同者气脉”。钱穆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中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西方文学之演进如放花炮,中国文学之演进如滚雪球。西方文学之力量,在能散播,而中国文学之力量,在能控搏。”如果要追溯中国文学这一“雪球”及控搏力量的形成,那么,章学诚的“廊庙园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的观点,无疑是一种颇为形象的回答。而且,从诗骚传统这一视角关照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也有助于阐明其与文化思想的融贯与互彰。
一、精神偕同与情感异流
近代学者牟宗三在《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过:“我现在之看文化,是生命与生命的照面,此之谓生命之通透:古今生命贯通而不隔。……此生命流之一草一木,一枝一叶,具体地说,一首诗,一篇文,一部小说,圣贤豪杰的言行,日常生活所遵守的方式等,都可以引发我了解古人文化生命之表现的方式。”其中的“生命流”即是文化传统,以其来认识作为文学艺术的诗骚传统,自然更能通过情感的抒发而感受到贯通不隔的生命意识。当然,文学昭显于时,在声音与文字,而传播于后,文学依赖于文字,尤其是中国文字,就使其更是多了一分美学的华彩。近代文学史家刘麟生在《中国文学概论》中首列“文字与文学”,引述了郑樵《通志》所说的“梵有无穷之音,而华有无穷之宇。梵则音有妙义,而字无文采;华则字有通变,而音无锱铢”的观点,得出“中国的文字,是先从视角上感人;西方的文字,先从听觉上感人”的结论。考察中国文字的象形、象事与象意,可谓孳乳进化,以致钱穆也感叹“中国文字之发展史,其聪慧活泼自然允贴,即足象征中国全部文化之意味”。由此可见,文字也好,文学也罢,二者反映的都是文化的意味,至于诗骚传统所引领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演进,亦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