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第二个十年，重写史乘的小说大量出现。许多很有影响的杂志开始刊载这类小说，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评论也逐渐增多。重写的作者既有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知名的作家，也有如孟超、冯乃超这般文坛上的新秀。阿英在总结1934年的中国文坛时，特别提出“历史小说的新倾向”。[1]李程骅分析“三十年代历史小说的总体倾向”，认为当时创作基点往往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他将30年代历史题材小说数量猛增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文学外部的力量——社会发展的冲击：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是军阀混战以及专制统治，“九一八”之后又加上外患，作家对国家、民族抱有深切的忧虑，而创作环境的限制使他们不能畅所欲言，于是借助历史人物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认知[2]。金宏达也指出“历史讽喻小说”在30年代有着“更大的勃兴”，他主要从题材开拓、写作方法实验的角度分析这些重写史乘的小说。[3]王富仁则将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称为现代历史小说的繁荣期，他指出，这时期有三种题材最突出：农民起义、爱国主义、政治斗争，而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可以说是30年代的主流。王富仁从社会背景、思想观念、题材开拓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起义题材小说的兴起，“是当时空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左翼作家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题材的新开拓”。[4]
（一）重写“相斫书”：阶级史观的引入
农民起义题材重写型小说的大量涌现的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症候，这些小说也鲜明地体现了重写史乘的小说迥异于前文本的认知模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有了新的认知模式，才为重新看待前文本提供了新的眼光，从而为具有新命意的重写提供了可能，也就催生了对史乘的重写。在传统史观中，农民运动往往是造反、叛乱、**，是以下犯上；当阶级观念在中国史学界得到认可的时候，农民作为被压迫阶级，其反抗统治阶级的行为就具有了革命的正义性，从而成为“起义”。可以说，阶级斗争的史观为重写农民运动提供了和传统史观不一样的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