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现代重写型小说并不试图为前文本加上新的解释，而以讽喻见长。郁达夫《采石矶》带有自况色彩，这样的重写中讽喻指向个人性；李拓之、欧小牧等人重写过不少文人故事，如前者的《阳狂》《招魂》《投暮》，后者的《当垆》《投阁》《捉月》，这些小说显然是以古代文人轶事来讽喻现代文人的境遇。自然，重写史乘的小说更多的寄托着家国兴亡的感慨与忧愤，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自况也好，物伤其类凭吊文人也好，借古讽今针砭时事也好，对历史的解释退居其次，重写更侧重于讽喻性。在此，作家创作的驱动力正是讽喻，读者阅读的关注点也往往是讽喻。
在重写中，“解释”指向的是前文本，“讽喻”则指向现实语境。当然，首先是认知模式的改变为重新解释提供了可能，不过，之所以解释某一个前文本，之所以如此这般解释某一个前文本，则和重写者所处的现实语境关系密切，质言之，“解释”的同时更有“讽喻”的目的。为何重写大泽乡起义的小说要强调以陈涉为首的戍卒是“闾左贫民”？为何作家不约而同地用阶级斗争观念来解释这次起义？新的史学观念提供了新的解释模式，从而使重释成为可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时局激发了作家们借古讽今的写作欲望。
孟超两次重写大泽乡起义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相隔十余年，孟超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就有所变化，他认为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解了‘奴隶们才真正是亡秦的’他的新的意义，就是不仅适用于农民的抗争，更适用于民族解放的局面”[1]。当1929年写《陈涉吴广》的时候，正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之时，十余年后重写为《戍卒之变》，则正当异族入侵、政府无力、民族危亡的时刻。从孟超的自述可知，小说本来就有讽喻的意味，要借古讽今；现实语境的改变使作家对前文本有了新的理解，观念有所变化，于是再次重写时讽喻的指向也就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