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对于法国历史，而且对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自从它爆发的那一天起，人们对它的争议似乎就没有间断过。这种争议在近现代中国也同样激烈地发生着，不过，由于它与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有着深入而复杂的纠葛，甚至一度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社会革命派和激进变革派不仅毫无保留地赞扬法国大革命，而且为法兰西民族的革命精神深深吸引和鼓舞；但维新派及“守旧派”则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如晚清时期的康有为就把法国大革命描绘成一个恐怖万状的悲惨事件。[1]在这位维新派首领的眼中，法国大革命只有恐怖与暴乱，没有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重大历史事件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介，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巴金无疑属于革命派的阵营，而且是“激进变革”的鼓吹者之一。巴金之所以选择法国作为自己的留学目的地，固然是因为法国的留学费用较低，但更主要的原因则与其他革命先行者和革命家颇为相似，那就是对法国革命传统与启蒙精神的向往。巴金在散文中不止一次提到，当他站在巴士底广场——这个当年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序幕的地方而激动万分的心情。他满怀感激地说：“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都是在它的余荫之下生活，要是没有它，恐怕我们至今还会垂着辫子跪在畜生的面前挨了板子还要称谢呢!”[2] 他还阅读了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对它的来龙去脉做过深入研究。
巴金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有三篇：《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及《罗伯斯庇尔的秘密》，分别描述了雅各宾派的三位领袖人物。通过这三篇历史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三位历史人物不同的态度，其中他最为赞扬和敬仰的革命领袖是马拉。作家眼中的马拉不仅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为了法兰西共和国无私忘我地工作，而且宽厚仁慈、和蔼可亲。小说《马拉的死》一开篇，作家就描写了马拉宽恕一个名叫狄蒙的贵族家管事的场面。这位被某些外国人视为“吃人肉的疯子”的革命领袖，在革命初期迫于当时严峻的形势，的确主张过要杀掉大批贵族的头颅；但随着革命的深入，某些当权者的滥杀无辜及恐怖政策的不良后果，终于使他“开始厌恶起血来”。他虽然鄙弃狄蒙的作为，虽然围观的群众一再要求“吊死这只狗”，但马拉却清楚地知道狄蒙罪不当诛，年轻的共和国不需要他这类人的鲜血，马拉最终释放了狄蒙。马拉在这里表现出自我反思的可贵勇气，他对“革命中的暴力”等问题进行了深沉而痛苦的反思：“血，为什么老是血？这太愚蠢了。在九月屠杀里他就亲眼看见好些人一面喝着血一面跳舞。”而这恐怕也是青年巴金深深思索的一个问题。当然作家笔下的马拉，绝非只是毫无原则地宽恕一切，他对妄图复辟王权的反革命敌人、野心家就毫不手软：“断头台！——把他们都送上断头台。”疾病中的马拉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