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抱着“苦人类之所苦”“以人类之悲为悲”的宏大气魄和宽广的文化视野走上创作之路的。巴金曾不止一次地诉说：“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1] 早年巴金那颗渴望正义与真理的、善良而单纯的心灵，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孕育和发酵下，开出的是美丽夺目的“爱人类”的花朵。巴金的“人类意识”决定了他对人类个体命运的特殊关切。这毫不奇怪，由（人）“类”到（个）“人”的思维方式，恰恰是西方众多哲人和文学家所共有的。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而神圣的个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着至高无上的价值。不论以何种所谓崇高的理由随意剥夺其生存的权力，都是一种灾难和罪恶。这种深沉而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构成了巴金历史观的基础。在巴金看来，无论多么伟大的历史事件，也无论怎样的“历史进步”，都要维护人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不能扼杀人最基本的权利。革命是让人生，而且是让人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绝不是让人去死。
我们还可以发现，人道主义是巴金臧否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标尺之一。无论是他对罗伯斯庇尔的抨击，还是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他对杀害樊塞蒂的美国当局的控诉，实际上都没有偏离他的人道主义信念。而巴金那深邃冷峻的历史反省意识，又与他对历史负责的宝贵精神、与他那深沉的历史敬畏意识有直接关系。对历史的敬畏和首先是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和对历史真相的追求与探索。真实的历史有时可能很丑陋，但“真实”本身就决定了它的不朽价值。巴金早年之所以能对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做出反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曾亲临巴黎这个“革命之都”，掌握了大量原始的历史资料。同样，巴金晚年之所以一再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博物馆，其目的也是要尽量为后人保存一些真实的文学资料和历史资料。[2] 可见，巴金的历史意识与他的现实关怀，乃至他反复倡导的“讲真话”的人生哲学都是融为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