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饮食男女、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可以说是最方便的精神避难所，但是在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中，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又似乎不合时宜。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不可能心安理得的对祖国和民族的灾难坐视不管，但政治又是不可触摸的禁忌。因此沦陷区的作家们大都面临着“言与不言”的两难处境：
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能够领略其万一”！
一个人压制别人说的话，那是恶汉；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那是蠢材。
所以，“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若他“言”而无何道理，“不言”而无何苦衷，这种失掉了语言的人类，就名之为“哑巴”，也不为形容过甚。[1]
当然，谭正璧等上海沦陷区作家面临的不仅仅只是这种“言与不言”的两难选择，而是更严峻的言论环境，“保家卫国”“抗日”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说的话”，但是在上海沦陷区，谭正璧们所遇到的“压制”，是凶残、庞大的日本侵略者及其军队控制下的军国统治政权。日伪反动政府为加强自己的统治而执行的文化政策的核心就是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同时拉拢所谓的“御用文人”创作有利于他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作品。在这样的“蚕食”政策之下，大批的进步书籍被焚毁，进步刊物和书店被封查，爱国文人被监禁和杀害，这都给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伤害。尽管因家事所累，谭正璧不得不滞留上海，但作为一名有民族气节的学者，他坚决不向反动统治妥协，甘愿“潜隐”起来。当然，文化名人的“潜隐”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日伪的压制和迫害之下，他的生活日益陷入窘境，他的妻子因忧成疯，一个儿子因断乳而饿死，两个孩子因无力抚养而让人领养，他自己也身患各种疾病。他的妻子蒋慧频本是他的学生，两人于1928年结婚，婚后夫唱妇随感情甚笃，妻子是他学术研究的得力助手；对于儿女的生离死别，更令人痛苦无比，他曾写过《哭一个无知的灵魂》《送婴篇》等文章表达自己的悲愤。[2]这种莫大的悲哀和伤痛一直折磨着谭正璧的灵魂和肉体，直到晚年谈起这些事情时他还心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