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历史小说创作，谭正璧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却有一种自信，我的历史小说虽然所持态度有所不同，然而没有一篇不是曾经用过极大的力（这是指脑力），而没有一篇是用那轻薄油滑的笔调，像那些‘只供一笑’的新西游记，新水浒传之类所常用的。”
“当然，我每次写作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但是我从来不想做他的继承者，因为我既自信没有他那种深潜的修养，而且人也早已过了最善于模拟的青春时期，所以我只管写我自己要写的，而没有步趋的意思。如果是要模仿的话，那我以为一定会不但画虎不成，而且连犬也不类的，那又何苦呢？我宁愿写得像我个性一样的笨拙，而不愿让他有‘连犬也不类’的讥诮。”[1]
谭正璧自信自己的小说不是“轻薄油滑”的，不是“只供一笑”的，他也不愿拙劣地模仿前人而留下连犬也不类的讥诮，而是想创作有自己个性的东西。虽然谭正璧的历史小说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他开辟了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新模式。虽然达不到鲁迅的批判的深度，也没有郭沫若的**昂扬，但是也有别人所不及的独特的个性。从民间历史中取材，所写并不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而主要是一些民间传说中的逸闻趣事，并且往往多以爱情为依托，兼有浓厚的古典气息，表面看来像一个个幻美的故事，实际上却是指向社会现实，表现作家在内忧外患、家国危亡的现实中对国家和民众的关切。
谭正璧的历史小说不管是去除了一切外在的社会物质压力，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的抒发，还是立意于加强民族意识、进行现实批判，不管是出于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国家叙事、政治叙事的迎合，还是个人在生活落魄际遇下的身世之感，都有浓郁的东方文化意蕴，体现出了作者东方式的思维素质，具有中国传统的博大、淡远、恬静与时代的空灵和浪漫，同时又有对历史悲剧和文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