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十年浩劫”的“苦难一代”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都显示出了不尽的忧虑和反思。“伤痕”，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是，在伤痕中最早站起来的“归来”的诗人中，少有白桦这样的作家，在刚刚“解冻”的时期，就以几乎是冲决一切的勇气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勾践！你还记得亡国的耻辱吗”的历史呼喊。而这，也必然成为白桦颇受争议的一生中又一个焦点话题。
1981年到1982年间，白桦创作了七场诗剧《吴王金戈越王剑》，并发表在《十月》1983年第二期上。1983年该剧由蓝天野导演并在北京人艺首演。演出后观众反响强烈，引来了广泛的议论。据白桦回忆，当时的副总理习仲勋在审查的时候还肯定了这部戏，并且希望大家都能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批评该剧。但后来在相关领导对这部戏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后，该戏还是遭到了禁演。[1]对这种遭遇，白桦早就习以为常了，但他骨子里那种倔强的思考却是任何封条都禁锢不住的：“我只是在这部戏里告诉观众：越王勾践和他的子民都很爱国，但国王和臣民的爱国主义却不尽相同。”[2]
为了表现这种不同，白桦并没有从“勾践入吴为奴”这一前人用以体现勾践忍辱负重的情节入手，而是直接表现勾践归国后与臣民的关系及其变化。
第一场戏中，勾践刚刚脱离险境，就逞威虚荣，责怪文种“一叶扁舟”只身前来迎接，“没有旌旗，没有管弦钟磬，没有仪仗，没有焚香顶礼的百姓”，“没有尽到君主应有的礼仪”。[3]这将勾践贪慕虚荣的一面剖开，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正如伍子胥所言，勾践胆小卑劣，是“一条冬眠将醒的毒蛇”。
第二场戏则通过演绎勾践的微服私访，表现了勾践怀抱着仁爱之心，与民共甘苦、施行仁政的正面形象。但是一次与农夫的会面使勾践忽然意识到：“一国之君如果没有前呼后拥，没有仪仗、嫔妃、侍从、武将、文臣，竟会无人相信我就是勾践！一个村夫就敢于对我如此不敬，而我还要克制、容忍，多可笑！原来我是王位的附庸，王冠和宝座的陪衬。”这种近乎启蒙主义的人性觉醒虽然不尽符合勾践的历史真实性，却细腻地表现了白桦笔下的一代君王的历史悲剧性：勾践一方面无法摆脱整个时代都存在的对于王权的附庸；一方面却又带着某种良知，意识到了王权对于人性的扭曲。这种间离感带给勾践更大的痛苦。他对自己的否定和嘲笑，却无法阻止自己落入历史的悲剧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