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完林语堂的章回体小说后，再回首鸳鸯蝴蝶派文学就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讨论曾朴时，曾论及《红楼梦》之后从《海上花列传》到《九尾龟》，人情小说是怎样堕为狭邪小说的。事实上，最早被人目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徐枕亚的《玉梨魂》，是在1912年《民权报》上连载的，除了受传统人情小说与狭邪小说尤其是《花月痕》的影响，也受到章太炎等革命派那种拟古的现代性的影响，在形式上一反传统长篇小说的白话而运用了骈体文言。小说人物在缠绵的情思中或殉情而死，或参加革命而死。在此前后，李涵秋的《广陵潮》也将书中人物的缠绵爱情与戊戌变法、武昌起义等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这两部小说对后来的鸳鸯蝴蝶派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然而鸳鸯蝴蝶派在后来的演变中，却独留传统小说的艺术形式与缠绵悱恻的情调，以迎合国民尤其是市民的口味。他们以《礼拜六》《星期》《红》《半月》等杂志为阵地，鸳鸯蝴蝶派因此也被称为“礼拜六派”。他们的艺术趣味被指为“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归结为迎合市场的拜金艺术，受到以启蒙姿态出现的新文学的否定。从周作人以及文学研究会作家，到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都对这一派别进行了批判。
有趣的是，这一派别从来没有打出自己的旗帜，发表什么主张，被批判后没有人站出来进行反批判；而被指为这一派别代表性作家的周瘦鹃、包天笑、张恨水等人，也无人认同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1895—1968，原名周国贤，苏州人）自认是礼拜六派而非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在移居香港的晚年认为是被“乱点鸳鸯谱”，张恨水认为礼拜六派比鸳鸯蝴蝶派进步，自己与鸳鸯蝴蝶派无关而仅仅是礼拜六派的再传弟子。不过，没有人听信他们的自我辩解，去对鸳鸯蝴蝶派与礼拜六派进行详细的差异比较。他们也不像批判者所说那样顽固不化，在艺术观念上他们以传统小说的情调为主，但不排斥对西方小说技巧的吸纳。包天笑与人合译了哈葛德的《迦因小传》，周瘦鹃在五四运动前夕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被鲁迅称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周瘦鹃缠绵哀情的小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遥指红楼是妾家》《恨不相逢未嫁时》《午夜鹃声》等。他与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现代中国，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现代中国小说主要在知识分子层面发生影响，而鸳鸯蝴蝶派小说则占据了广大市民的阅读市场，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很快就出到20多版，“《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的广销不是《呐喊》《子夜》所能比拟”。[1]这多少有点像京戏与话剧的现代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