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是北大造就的。激进的西化、革命与极端保守、保古的两极对立在兼容并包的原则下同时并存，但在现代中国，激进的西化与革命思潮占了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清华则显得中庸稳妥。清华在现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基本上是融通中西，把中国和西方连接起来加以融通，力图吐纳中西再造文明。因为清华是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建起来的，从进入清华接受英语教育到完全置身于英语的文化语境中，使得清华学生的爱国主义与北大学生将爱国主义同激烈的反传统联系在一起不同，而是肯定中国的文化符号。清华学生又不可能与北大的保守势力那样而反对西方文化，因为他们学习的就是西方语言文化。因此跨文化就成为清华学生的宿命，融通中西就成为清华学生的不二选择。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会通的现代，北大更多体现了冲突的一面，清华更多地体现了会通的一面。
正是在清华的传统下，钱锺书不看重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更注重中西文化的类同与会通，这一点他与其清华前辈吴宓、梁实秋等人几乎如出一辙。在1942年他为《谈艺录》写的《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16个字，差不多是钱锺书从《谈艺录》到《管锥编》的所有学问的总纲。在《通感》中他认为通感是中西文学经常使用的艺术表现技巧；在《诗可以怨》中他认为中国“诗必穷而后工”的诗歌传统与西方对悲剧精神的推崇是一致的。所以他在钟嵘的“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钱锺书往往是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问题时，穿插进很多外国的例证，甚至直接引用英文或法文等西方文字，就是要使中西文化相互印证，从而达到文化会通的目的。与吴宓一样，他的《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以文言文写成的。于是一个奇怪的写作范式便形成了：一方面是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另一方面又夹杂着西方列国的洋文——《管锥编》以讨论中国古典学术为线索，广引英、法、德、意、西等多种语言文献，而作者便在这些文言文与洋文之间寻找共通的文化心理与审美共性，以便会通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