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1910—1996）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作家。随着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作品的连续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创作走入成熟状态。对东西方戏剧文学精深的领悟，对戏剧表演与导演实践的参与，对社会细致的观察，对人的深入理解，都使曹禺足具条件将话剧文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剧本技巧上的成熟，写人的深度亦有效地锻炼了话剧表演与导演艺术。因此，曹禺的创作对中国话剧走向全面成熟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曹禺的经典作品几乎全是悲剧，除了遭遇之苦——失业、贫穷、老病、系狱、失去亲人或爱人等，更有精神之苦——孤独、追悔、冷漠、隔阂、幻灭、仇愤、恐惧等。曹禺总能通过遭遇之苦揭示精神之苦，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比一般的剧作者走得更远、更深，以至于能够超越某一个体特殊的境遇，抵达人类共通的境遇。周冲的痛苦代表着青春期共有的理想幻灭；仇虎的复仇过程折射出向外扩张到向内敛抑的典型心路历程；曾文清的出走又返回成为生命力匮乏的经典范例。经由个体境遇的特殊性到达人类精神的一般性，因此，曹禺的戏剧表现他所处的时代中人的具体生活形式，但却能够超越时代、地域，获得广泛的精神认同。
曹禺的前期戏剧往往通过家庭或相类于家庭的格局展现人性、文化、社会秩序等各种原因带来的苦痛人生，家庭限定了人活动的范围，然而并不限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正是在封闭的空间内，人的行为更多地为个体的情感、性格、思想所推动，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反映着意志、欲念之间的冲突与较量。曹禺继承五四以来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理念，在其前期戏剧中持之以恒地向人的内心掘进。欲念与欲念的冲撞、欲念与陈规的搏斗、人心内部的自我格斗等，使他笔下的人物关系呈现内向的纠结。这种纠结的往复，既成就戏剧的紧张度，也成就人性的深度与迷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