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是“十七年”文学时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类型，它以诗的形式抒写抒情主体——“集体（阶级）代言人”对革命历史、政治事件和政治斗争的讴歌与评说，传达诗人崇高的思想觉悟和激越的政治豪情，它常以铺陈的手法、分明的节奏和铿锵的声韵实现诗歌的政治鼓动和精神重塑功能，形成这一时期诗歌创作风尚，聚集了一批诗人。可以说，“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并以自己多寡不一的创作参与到“政治抒情”的潮流中。有代表性的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铁依甫江·艾利耶夫（维吾尔族）、饶阶巴桑（藏族）、晓雪（白族）、巴图宝音（达斡尔族）、汪玉良（东乡族）、木斧（回族）、哈拜（锡伯族）、库尔班·阿里（哈萨克族）、康朗甩（傣族）等。
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1949）、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1950）、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1955）、贺敬之的《放声歌唱》（1956）《雷锋之歌》（1964）、纳·赛音朝克图《狂欢之歌》（蒙古族）、铁依甫江·艾利耶夫《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维吾尔族）、晓雪《祖国的春天》（白族）等，被认为是当代“政治抒情诗”的经典诗作。
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发展受到当代政治的影响十分明显。“政治抒情诗”是这一时期诗歌积极介入政治而生成的一种典型的当代颂歌形态，由于这种诗歌形态有助于确证新政权的合法性，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认同感，激发民众的生产斗争**，它最终普泛化为当代诗歌的主导样式。这类诗歌歌颂的对象主要为新生的“共和国”、新政权的领导者及“工农兵”。就艺术资源而言，“政治抒情诗”既继承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左翼诗歌”的革命斗争精神，又发扬了中国现代诗歌浪漫抒情传统，同时还吸纳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提出的“无论是歌，还是诗，都是旗帜和炸弹”的诗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