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史学家的素养、诗人的想象力以及社会活动家的政治情怀共同孕育了郭沫若成熟的史剧创作。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以《三个叛逆的女性》为总标题，发表了《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三部历史剧，名震剧坛。他坚持“借古人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的创作精神，突破史实拘泥，从主观表现出发，借辞章华丽、极富浪漫诗情的抒情史诗热烈响应了“五四”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时代感召。剧作诗情浓郁，但戏剧冲突展开不够。
抗战期间，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紧张压抑的政治空气反更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仅1942年就创作了四部以战国历史为题材的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随后又写出以元末历史为题材的《孔雀胆》（1943）、以明末历史为题材的《南冠草》（1943）。史剧创作的爆发得益于郭沫若在抗战期间更为成熟的戏剧观，即“失事求似”的艺术原则：所谓“求似”，就是对历史精神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史剧家可以自由想象、大胆虚构，以完成“用历史题材来兼带着表达并批判当代的任务”。
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史剧，不仅主题鲜明，以借古讽今、“借尸还魂”的手法传达了反侵略、反投降、反专制，团结御侮、坚守气节的民族精神；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为抗战史剧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推动了历史剧整体水准的提高和成熟。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第一，沉郁壮美的悲剧精神。作者善于从重大历史题材中提炼并设置悲剧冲突，在二元对抗之中突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历史趋势，为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罩上庄严崇高、壮烈雄浑的光环。第二，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性特征。外在形式上，善将诗篇融入剧情，以大量的民歌、抒情诗或富有韵味的长篇独白来增强剧作的韵律感和诗意氛围；内在情感上，往往以道德光辉来激发英雄人物的战斗**，来鼓动英雄人物对光明理想的执著追求，以精神光芒的绽放来消解个体生命消殒的悲伤。第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大都取材战乱纷争的易代之时，与当时的抗战现实有着相通的精神内涵。屈原、聂政、高渐离等悲剧主人公杀身成仁的壮举，为民族成员提供了崇高伟大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