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根基的置换，一种新的重个体、重日常生活、重物质的生存、存在方式及其价值范式开始出现，并因此导致了对新的个体叙事的渴求，对建立在原有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热情、精神**、国家话语、精英话语、宏大叙事的疏离。与之相对应的，出现了一批站在个体生存的立场上，对个体日常生活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进行个体叙事的小说，在几经争论后，学界将这批小说命名为“新写实小说”，其代表作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刘恒的《伏羲伏羲》等。新写实小说突出地典型地体现了转型之后，新的社会形态社会格局形成之初的中国社会的思想特征、精神品格、感情形态，如从对社会的重视，转入对个体日常生存的重视，如个体日常生存中物质贫困对人的精神品格的消损，如关注下层民众个体日常生存的人道情怀等等。
当个体存在本位以个体生存形态为其显现形式出现在国人面前时，对此进行言说的价值资源的缺失，使个体生存自身、对个体生存的呈示——新写实小说及对之的评说，一时都处于失语与半失语状态，这注定了新写实小说虽然是一次深刻的尝试，但却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在揭示个体日常生存的艰难时，就出现了进一步的下滑及更大的不成功，具体体现为：用虚幻的道德美化来遮掩历史进步的残酷，用虚幻的理想来观照严酷的现实，其叙事立场也从个体生存、个体叙事转入到国家叙事，造成了叙事者与叙事对象之间的断裂。“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大雪无乡》、李佩甫的《学习微笑》等。